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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

卜伟华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现象屡屡发生，但未见有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可供检索，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案例做一介绍，涉及的地方有青海西宁市、四川成都市、宜宾市、重庆市、河南开封市、江西抚州市、湖南常德市、湘乡县、湖北武汉市、辽宁鞍山市、江苏南通市、浙江温州市、安徽省。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希望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以助于文革史研究的深入。

张大海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二·二三”事件。西宁地区驻军联合指挥部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进行了武装镇压，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1]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张大海。

关于张大海，原来只知道他是人大附中的学生，是人大附中红卫兵（老兵）的成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编印的《红卫兵诗词》中现存两首悼念张大海的诗词，其中一首“卜算子”词曰：“壮士辞北京，热血喷西宁。捍卫真理宁玉碎，一死泰山轻。英魂永不散，丹心照汗青。继承先烈革命志，不愧红卫兵。”[2]

后来在网上搜索张大海，在张忠真的博客上发现一份人大附中高六六一班全体学生名单，其中就有张大海的名字。作为张大海的同班同学，张忠真向我介绍说：“张大海确实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在人大附中同窗了三年，他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子弟，学习很努力对人很热情。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很爱帮助人。文革中他加入红卫兵，在朴素的阶级感情的裹挟下是个冲锋陷阵的角色。我们知道他去了青海西宁，当知道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同学们很为他惋惜。和他同去西宁的好像还有李小平、岳丽珍、秦怡、张秀珍等同学。他的家在北京市丰台区，具体地址不详。”高六六级是高中三年级，张大海遇难时的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

李全华

1967年5月6日，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即132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当天上午，该厂造反派调集厂外造反派围攻厂内保守派，双方用砖头、棍棒武斗。当造反派围攻该厂保密生产区时，退守生产厂房的职工动用民兵武装的各种枪支，向围攻者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3]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

杜钧福在题为《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回忆中介绍了他当年“5·6”惨案后到成都了解到的情况：“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4]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报道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开追悼5月6日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不幸中弹身亡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的大会情况。

张玄杰、王俊英

1967年5月13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成员张玄杰（机械系61级，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无线电系64级，共青团员）死于四川宜宾武斗。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5月13日至19日，宜宾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尖锐对立，发展到有数千人参与，使用钢钎、木棒、石头等为武器，在宜宾城区进行武斗，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300多间房屋被破坏。[5]

据宜宾造反派头头谢英富回忆：5月13日，宜宾造反派组织游行，遭到保守派阻击而不得不撤退避让。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大规模的武斗发生，造反派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到军分区去请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保守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保守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保守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用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6]

据王俊英的同班同学介绍，1967年3、4月间，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时曾应邀去过北京工业大学，后刘、张在得到中央支持，受命回宜宾筹建革委会时，从北京带上一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去了很多人，张玄杰、王俊英即在其中。这位同学回忆说：“临走时，在我们宿舍，中午大家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没有人睡觉，都在说上四川的事。有的同学说现在四川武斗挺厉害的，你们可千万小心，有的说你们要‘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王俊英接着说：‘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说者无心，都当是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身在北京，根本想不到真的武斗会打死人，更想不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灾难被言中，真的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五月份四川武斗不断升级，王俊英，唐林，王俭在四川宜宾——刘结挺、张西挺的根据地，真的赶上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武斗的群众手举着带钉子的狼牙棒冲过来时，王俊英、唐林这些北京去的红卫兵只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夹在两派之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此时大棒已经朝他们头上挥去，据说，上午九点多王俊英被打倒后直到下午五点去世，中间就没醒过。她的脑袋打裂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就这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四川，和她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六系的男生张玄杰。而唐林当棒子向她挥来的时候她迅速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她的手被打伤，但生命却保住了。”[7]

5月19日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召开“向王俊英、张玄杰烈士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王俊英的母亲、张玄杰的大姐讲了话，王母讲话中说，王俊英是她的独生女，生前曾表示为保卫毛主席牺牲了也心甘，“这回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北京市革委负责人吴德、常委周景方到校表示慰问。而东方红的对立派学生对吴德此举颇不以为然，群起而围攻之，“吴德被挤得满头大汗，在人群中无法前行”[8]。

由岩佐昌暲、刘福春编选的《红卫兵诗选》，2001年3月由日本福冈市的中国书店出版。这本《红卫兵诗选》中，有一首署名为东方红公社“英特纳雄耐尔”的诗，题目为《在战火中得到永生》。这首诗所描述的正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战士张玄杰、王俊英“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牺牲”的情景：“……迎着刺刀木棒，／高举红书，昂首阔步。／面对围攻毒打，／坚贞不屈，岿然不动。／他们不愧为东方红的好战士，／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9]

刘天章

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

北航红旗早期的主要负责人戴维堤在他的长篇回忆《逝者如斯》中说：“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刘天章与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8月24日，恰逢李明清“炮轰……”大字报[10]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李明清和吴仙虎被打致死。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11]
　　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政治部编印了《红卫兵的好榜样——刘天章》一书。此书现在还可在“中国收藏在线”等网站上买到。

包康玲

1967年8月18日，年仅21岁的北京市五十三中学语文教师包康玲在重庆两派武斗中被打死。当天“凌晨，大坪、潘家坪一带的市民被晴空霹雳般的枪炮声惊醒。巨大的爆炸声是重大八一五武斗队炮班的榴弹炮从虎头岩向几处准备进攻的地点进行的首轮炮击。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恶战至20日，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武斗指挥下令炸毁……”[12]

1967年10月16日出版的重庆反到底派小报《东方欲晓》上刊登了包康玲追悼会的情况和包康玲生平简介。

包康玲1965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北京53中作语文教师。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两度来到重庆，是坚决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首都赴渝兵团的成员。在重庆武斗急剧升级的时刻，包康玲誓言“与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在此期间，包康玲3次负伤。8月18日，在潘家坪战役中，包康玲被子弹击中，子弹从左颈穿入直到肺部，经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20日死亡。

贺英、潘仲成

1967年8月，北京一0一中两名学生贺英和潘仲成到江西串连，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两人均为19岁。2009年出版的《证照中国——1966－1976》一书中收录了北京一0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出的讣告。　

讣告

我首都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以沉痛的心情向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发出讣告如下：

在滔滔的赣江边，英雄的南昌城下，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支持革命造反派，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贺英、潘仲成同志，是我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优秀战士，前不久奔赴江西，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当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反革命组织“联总”抚州“32111”疯狂进行反革命暴乱。早六时听此消息，贺英、潘仲成同志及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战友、江西革命造反派奔赴抚州。八点钟赶到温泉镇，哪想到反革命暴徒设下埋伏，不幸遭伏击，暴徒们向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地下了毒手。

暴徒们的机枪喷着火焰，火舌向着革命小将射去！面对死亡何所惧，革命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与暴徒英勇搏斗！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倒在同一血泊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赣水为我哀悼，群山为我抽泣，贺英、潘仲成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烈士均年十九岁。贺英同志，是我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生前任我公社对外作战部部长。潘仲成同志，是中学红代会组织部工作人员。

……

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仇我们要报！让我们接过他们手中的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奋勇前进！不把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决不罢休！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烈士们，安息吧！

打倒刘邓陶！打倒江西“联总”！镇压抚州32111的反革命暴徒！

为革命牺牲的贺英烈士永垂不朽！

为革命牺牲的潘仲成烈士永垂不朽！死难烈士万岁！

（烈士灵堂设一0一中）

　　　　　　　　　　首都中学红代会　一0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13]　　　

1967年6月28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9日凌晨，江西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14]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223具。[15]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问题严重，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16]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17]

这65人当中，应该包括北京一0一中的贺英、潘仲成两人。

李磊落、肖化时、刘庆、羌于正

唐少杰整理的《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中列出了4名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清华大学学生，他们是：

李磊落，男，22岁。清华电机系电9班学生。1967年8月7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肖化时，男。清华无线电系无706班学生。中共党员。1967年8月11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中，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致死。[18]

刘庆（刘仁堂），男，23岁。清华无线电系无91班学生。1967年8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羌于正，男，22岁。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9班学生。1967年8月29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19]

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写的一篇题为《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的文章中介绍了刘庆的一些事迹：他和“赴鞍纵队”曾与驻鞍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8月13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山“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20]

9月18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悼念羌于正的文章，文中说：“8月28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的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清华《井冈山》报第73期报道了李磊落（在湖南常德武斗中）、萧化时（在武汉八一渡江活动中）身亡消息和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的悼念文章《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

8月1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举行肖化时、李磊落追悼大会。9月18日，又举行刘庆、羌于正追悼大会。兵团总部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在武斗中“牺牲”的李磊落（8月7日死于湖南常德）、刘庆（8月31日死于辽宁鞍山）、羌于正（8月29日死于江苏南通）三“烈士”为中共正式党员。

周锡坤

在戴维堤的长篇回忆《逝者如斯》中还提到另一个死在外地武斗中的北航红旗战士。“1967年8、9月间，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21]仅此一句而已。所幸在“恒久感受的博客”上，找到一篇题为《四十五年前的步行长征》的回忆文章，记述1966年冬，北京航空学院100多位同学步行长征的经历，配发了多幅当时留下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为：“晚上，队友周锡坤在篝火前读毛选‘井冈山的斗争’”。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周锡坤的身影。半年多后，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遇难。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线索，如：

1967年8月15日，北京大学原井冈山公社王建新、新北大公社周瑞青在温州武斗中被机枪扫中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在校内打得不亦乐乎，而在外地，他们两个对立组织的成员却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

196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对59期《铁路情况快报》作出批示。《快报》反映四川大批学生无票扒车到京，从成都开出的客车每列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北京水电学院一学生在安徽武斗被打死，尸体昨运到郑州车站，要求运京与另一派对质，铁道部未同意，动员他们就地火化。[22]

王宇访谈录（6）

2009年3月7日访谈

侯瑛：“一·一九”那天，五分指从女一中、六中、三十一中调来好多人。几个当兵的押着我们两个人出来。付光利他们就冲出来，喊：凭什么抓人？！院里集结了有几百人，简简单单开了个批斗会就散了。

卜伟华：他们打人解放军看着也不管？

侯瑛：不管。六中老兵被抓了6个，以后学校就出现了真空，老兵虽然不行了，但红旗也还是不行，康典、李锋他们才30多个人。军训团抓他们是逮着他们点事儿，就是西单绒线胡同的“二流社”，搞了好多黑材料。地质附中王白沙，是王光美的侄女，父亲是七机部副部长。王白沙在地质部搞了个点儿，整了好多材料。李锋他们在联动冲公安部的时候在那里指认谁是联动。六中四个头儿，康、李、金坚、刘向荣。

曹力合：“一一九”以后，挨着班斗，还有就是办学习班，把我放在初一的一个女生班（二十八中初中分男生班、女生班）办班。北工大东方红在1968年夏天冲过二十八中，想救王宇。

王宇：北工大几次抓了二十八中整王宇最厉害的人到北工大去，揍了一顿。

曹力合：为什么二十八中“八一八”在“四三派”里有影响？就是因为“八一八”在学校里说了算，在每个班里都占多数。二十七中“铁军”，在学校里根本站不住脚，光杆司令一个。军训团一进校就宣布它是反革命组织。谁给它挺起来的？是我们带着人到他们学校去开会去了。

王宇：老兵是打老师，“四四派”是斗老师，我们是保老师。

侯瑛：二十八中革委会老是成立不起来，把王宇一抓，很快就成立了革委会。

卜伟华：1967年春，《论新思潮》，讲要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说“四三派”最主张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因而是最革命的力量。湖南的杨?光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也被打成大毒草，被批判。这些都是“文革”中最激进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我想向你们几位了解一下，你们当时作为最坚定的“四三派”来说，对这些思潮有没有一些了解，或有些什么看法。

侯瑛：这些事当时我们就知道。从情绪上来说，大家都叫好。这好像是替“四三派”在说话。但“四三派”的多数人都没有反应。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跟《中学文革报》的观点有点儿雷同，我们当时按王宇的要求，对社会上的一些过头的说法，一般都不参预。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有点儿再革命的劲头。良乡电校“八一八”和建校“飞虎队”，都是“四三派”中最激进的。对财产和权力怎么进行再分配？是不是能够说，一帮学生就是最革命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了。

李红旗：对这种说法和对遇罗克的观点，当时我都是不太同意的。所谓“被压制的就是最革命的”观点，那不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就是最革命的了。觉得它还不能真正形成理论体系，没有很深的根基使它能够站住脚。

卜伟华：现在有一种“两个文革论”，说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文革，还有一种文革叫作人民大众的文革，说有千百万受压制的老百姓，乘着毛泽东的文革追求自己的利益，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文革。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原来我们学校的郑光召（郑义）。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否认同这种理论？

王宇：六二年，大饥荒，各地饿死很多人。北京城里也有吃不饱的，但我们生活好一点，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论，但他的生活感受使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搞民众的文化革命，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在北京，生活好一点，没有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要求。湖南的“湘江风雷”、石家庄的“狂人公社”，我还到东北去串连看到的，他们的所谓造反，残暴。我东北有一个表哥，谈起文化革命来，说他们把走资派吊起来打，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始终认为两派是人民内部矛盾。

侯瑛：“两个文革”的理论我是赞同的。但我觉得文革中利用毛泽东的文革办自己的事，我们这些学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毛泽东搞文革，客观上给了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权利，这在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我会在文革中跳出来当了造反派，到了那种气候下，不由自主地就会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启蒙的作用，让中国人尝试了一下民主。郑光召说他当时就是反对这个社会的——

曹力合：郑光召在国外这么说，他是在哗众取宠。

侯瑛：1949年解放的时候，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都特别感谢共产党，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旧家庭，但是党引导他们参加了革命，不受外国人欺负了。生活再清苦也觉得很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反对共产党。

李红旗：文化大革命也说不上是两个，其实也就是每一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都不一样。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是毛主席所没有想到的，就是现代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

附一：《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

　　　　　　　　　——北京二十八中把学习班办成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

    本报讯　北京二十八中革命委员会，在驻校军训团的帮助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紧密结合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发展了校内革命的大好形势。

    戳穿敌人的阴谋，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革命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无比锐利的武器，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高二年级举办的教育革命学习班刚刚开始，阶级敌人就散布说，我们学校十七年来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意思是没有什么好批判。革委会和军训团及时地识破了阶级敌人的新阴谋。他们组织广大革命师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教导，引导大家对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师生有力地驳斥说：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校内的走资派勾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顽固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笔大账想赖是赖不掉的。我们一定要狠抓革命大批判，把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批倒批臭。

    原先，有部分同志对革命大批判的态度不够端正，有的犯过错误的同志担心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会烧到自己头上；有的同志觉得革命大批判和自己关系不大，等等。革委会和军训团就抓住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启发大家认清了搞不搞革命大批判，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革命师生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越是死劲地反对革命大批判，我们就越要搞好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的一切流毒。

    大批判结合斗批改，最实际最有效

    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为了使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革委会和军训团认为：阶级敌人最害怕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丑恶面目就会更加暴露，他们就会更加无处藏身了。于是，革委会和军训团紧紧地把革命大批判和继续狠揭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各种学习班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时，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的教导，以亲身的经历，大量地揭发了校内走资派十七年来勾结叛徒、特务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不遗余力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在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教导，驳斥了中国赫鲁晓夫散布的“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党、政、工、团都要面向教学”的谬论，揭发批判了校内一小撮阶级敌人亦步亦趋地紧跟他们的黑主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砍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成名成家”黑货和排斥工农学生等罪行。大家越揭越批，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校的代理人越恨，越发看清楚了本校阶级斗争的现实。

    在党员学习班里，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揭发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本校走资派包庇重用校内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广大革命师生一致反映，把革命大批判同校内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结合起来的作法好得很！这样作，最生动，最实际，受教育最深，收效最大。

    批修批得狠，斗私更有劲

    毛主席教导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里，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狠抓校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许多革命师生都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身边存在着尖锐、激烈、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随时随地都有站在哪一边、执行哪一条路线的问题，如果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有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看不起工人，一心想成名成家。在学习班里，他愤怒地控诉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校的代理人对他的毒害，他沉痛地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真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我忘记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忘记了阶级斗争，险些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认真地锻炼和改造自己。”

    在党员学习班里，同志们更加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拉出去，打进来，对党员进行腐蚀侵袭。因此，要在新的条件下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就一定要把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有些党员在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同时，检查了自己站错队的原因，自觉地挖根源，查危害，狠触灵魂，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作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附二：《解放军报》相关报道

驻北京二十八中军训团帮助革命师生狠抓阶级斗争

发动群众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本报讯　驻北京二十八中军训团，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帮助学校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充分发动群众，揪出了两个操纵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者、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使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促进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　　

这个学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建立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基本上成为两大派。自从去年二月学校实行军政训练以来，混进“八一八红卫兵”的两个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人，不断挑拨一些群众同广大革命师生闹对立，制造事端，散布反动言论，蛊惑人心，阻挠和破坏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落实。军训团组织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小撮坏家伙就对曾经受过蒙蔽的同学百般刁难。毛主席发出伟大的“三· 七”指示后，学校里掀起了班级革命大联合的高潮，这一小撮坏家伙又叫嚣“大联合是大杂烩”，“班级大联合可以休矣”。军训团领导革命群众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教育，他们就胡说什么“二十八中重新陷入白色恐怖”。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回班复课，他们就诬蔑这是“又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没有一点火药味”，猖狂破坏全校的革命秩序。军训团曾四次帮助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引导两大派狠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但由于这些坏家伙背后捣鬼，使两大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军训团在革命师生的帮助下，经过观察、调查、研究，逐渐掌握了这两个坏头头和一个幕后操纵者的情况，认识到二十八中的问题不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首先狠抓敌我矛盾。于是，他们协助学校开办了一期以阶级斗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和一系列最新指示，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引导革命师生大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大讲校内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发动革命师生大找毛主席最新指示在本校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揭发批判，广大革命师生擦亮了眼睛。他们说：二十八中就是有坏人捣乱，只有挖掉这个毒瘤，拔掉这个毒根，才能解决问题。　　

军训团在斗争中对群众加强政策教育，广泛宣传划清三条政策界限：坏头头和群众之间的界限；坏头头和整个组织之间的界限；坏头头和一般头头之间的界限。并公开表明“八一八红卫兵”是革命群众组织，它的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同时，军训人员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动革命师生通过各种途径，对“八一八红卫兵”中受蒙蔽的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提高了觉悟，纷纷起来揭发坏头头的罪行。大量事实证明，这两个坏头头是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那个幕后操纵人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手。广大革命师生剥开了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揪了出来，决心把他们斗倒斗臭。　　

黑手斩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克服了，广大革命师生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迅速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得到落实，复课闹革命和斗批改步步深入，全校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

（《解放军报》1968年4月14日第一版）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紧跟毛主席

——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同首都军民欢度“五一”之夜（节录）

来自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军训团的同志们，再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怎能不格外激动！是毛主席给他们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和革命师生一起，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不久前，正当二十八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串通一气，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企图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的战士岂容阶级敌人逞凶！军训团的同志们面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帮助革委会成员和广大革命师生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引导大家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戳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持续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右倾翻案风。

（《解放军报》1968年5月2日第三版）　

王宇访谈录（5）

七、被打成“坏人”

王宇：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刘绍文[1]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开始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我们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对头。二十八中地理位置太优越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那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事。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力量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你又事事出头，非招嫉计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一打听呢，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那天，我们从二十八中分校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卜伟华：早上？

王宇：早晨。天上飘着雪花。

卜伟华：怎么抓的？军训团来几个人对你说：跟我们走一趟？

王宇：没有。他们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人扑上来就动手了。

卜伟华：怎么动手？

侯瑛：上来就把他摁倒了。

卜伟华：还有这样抓的啊？然后呢？

王宇：直接把我撅到台上去，就斗争了。

沈小川：要开大会斗你，你们都不知道啊？

王宇：不知道。当时会场人不多。

卜伟华：应该是全校大会吧？

王宇：说是全校大会，但没多少人。

卜伟华：有百十人？

王宇：对，也就百十人。我被抓以后，一开始我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他们关押我的人说，你还得意？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说是在一个什么大会上，江青说，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二十八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看坏了，不能再顶了，我就承认了我是反革命。

潘菁平：江青什么时候说的？

王宇：就是抓我的那几天。

卜伟华：他们开斗争会斗你，总得有几条啊，他们为什么斗你啊？

王宇：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怎么反对的？

王宇：说是王宇猖狂的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的、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

米鹤都：都有些什么话？

王宇：就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是当着你的面揭发的呢？还是？

王宇：在大会上宣读的。

卜伟华：我是说，他们的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

王宇：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卜伟华：这些话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确实说过没有？

王宇：没有。最后一句也没落实下来。

卜伟华：这些话都不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觉得是不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王宇：没有，都没有。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以后，但是一到具体事实上，还是不承认。

卜伟华：肯定不只是这几句话，还有很多呢吧？

王宇：那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一问，他也回答不上来。后来就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曹力合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个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

卜伟华：那天就抓了你一个人？

王宇：抓了我和侯瑛、何国栋，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

卜伟华：三个人上去都是喷气式？

王宇：先斗我一个人，我走了以后斗的他们。

侯瑛：一个一个斗的。

卜伟华：开完会后，把你怎么样了？

王宇：就关押起来了。

卜伟华：关在学校里，在学校里找一个教室？

王宇：不是教室，是一个小偏房。中南海的围墙底下，修了一排小平房，很小很小的房间，只能放一个床，差不多六平米。

卜伟华：不许回家，每天就在那里住的？

王宇：每天斗我。

卜伟华：谁看着你啊？

王宇：就是学校里的学生。24小时看守。那时候斗了我可能有300多次，最起码300多次。以后就开始扩大了。

卜伟华：300多次是你记得的，还是你听说的？

王宇：我记得的。

卜伟华：你怎么能记得住？

沈小川：每天斗多长时间，每天几次？

王宇：每天三、四次，挨着个儿。有的时候，这边斗完了，转身进那边，一直搞到中午。我这两胳膊现在还有点毛病呢！

米鹤都：开斗争会撅的？

王宇：嗯。

米鹤都：那天斗你的时候，你说看见中南海那边都架着枪？

王宇：抓我的那天。把我押到小平房的时候，从教室后边一拐进来，很小很小的一个院，上边就架着枪嘛。

米鹤都：平常没有？

王宇：没有。

侯瑛：你看见架枪的了吗？

王宇：我看见了。

卜伟华：就是说他要采取这个行动，还要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到时对中南海造成危害怎么办，就在墙上做了些戒备。

王宇：对。八三四一部队要出动，当然我是听人说的，因为我是在里头嘛。

侯瑛：好像那边是有部队过来，就是八三四一的部队。

王宇：我听说，怀柔的首都警卫师都出动了。说做好全部准备，因为当天就有好几千人要来抄家二十八中。

米鹤都：那你还在学校里，那保险吗？没有把你转移了？

王宇：他们有那么多部队呢！很快，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就扩大了，把好几个老师，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关在我旁边。关在我隔壁的叫杨成辉，现在是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亲舅舅是陈少白[2]，就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会长，他因为是大资本家啊，出钱。杨成辉一辈子没结婚，说他的历史问题复杂。他那天吃饭也来了，都80多岁了。还有一个反革命，是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关了一大排。再下一步就抓老兵这帮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

侯瑛：打于安林打得好狠呢，打的吱哩哇啦地叫。

卜伟华：关他们、打他们的，是些什么人来执行呢？

侯瑛：“四四派”的。说是“四四派”的，也是原来他们老兵的。

侯瑛：好像是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二十八中东方红，基本上军训团依靠他们。

王宇：好像不叫“东方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我看不起他们。老红卫兵后来分化了，有参加我们的，有参加他们（“四四派）的。“四四派”的人比较柔弱，他们一开始就叫什么“红外围”。当时我们就觉得，你要革命就革命，跟在人家后面干嘛？出生不好嘛，比较柔弱。但是打人的还是这帮人，等于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像于桑的儿子于安林，打得叮咣乱叫。整个里面没挨打就我一个。

卜伟华：哦，你反而倒没挨打？

王宇：他们说的要好好保护好典型。当时抓的人挺多的。

卜伟华：但是别的人抓的没那么长时间吧？像侯瑛关了多长时间？

侯瑛：跟他的时间差不多，也有一年多。

王宇：我不知道他，可能比我早出去两三个月吧。那时候有军宣队进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军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军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一项也没有核实。军宣队说，你受冤枉了。

卜伟华：这个事儿在全北京出现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有好多学校有好几次要声援二十八中呢！

王宇：对。

卜伟华：像六中比你们晚多了，六中到4月份才宣布康典李锋做为坏人，抓起来了。也是军训团抓的。

王宇：那我就不知道了。到“五一”的时候，学校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二十八中军训团打电话，问那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话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啊？后来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

沈小川：东城几个学校，就是男五中、男二中什么的，也抓了几个人，也是给扔到小黑屋子里。

卜伟华：也都宣布了一些坏人。

米鹤都：你就没有关到监狱里去，是吧？

沈小川：他关的时间很长，好几年吧？

王宇：对，然后每天押着我，一年零四个月。

卜伟华：一年多，人家都下乡、插队分配走了，他们还呆到“九大”以后。你是这样，抓起来以后，开始跟他们顶，后来听说江青有个讲话以后呢，就说不行，顶不住了，干脆我就认了，你说反革命我就反革命了。那你就应该算态度比较好了，为什么还跟你没完呢？

王宇：因为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啊。

卜伟华：虽然口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是所有的事实都不承认，所以还是态度不好。

王宇：当时也觉得自己有错误。在那种压力下，天天给你灌输的。

米鹤都：你觉得自己怎么错了？

王宇：有些事可能是做错了，有些思想上是错的。

侯瑛：你想啊，“四三”讲话，“四四”讲话给闹出去了，那肯定是错的。

卜伟华：但是那些事说起来都是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还不是那种恶毒攻击，敌我矛盾的错误。

王宇：后来他们反而逼的更紧了，天天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进行抗争。

卜伟华：你是什么时候绝食的，你还记得吗？

王宇：真不记得了，天比较凉了。

侯瑛：1968年的秋天。

卜伟华：我看到是7月份的一个材料，说二十八中革命小将王宇已经绝食6天了。

侯瑛：你看到的是几月份的材料？

卜伟华：7月份，那时候还不凉，肯定还挺热的。

王宇：我这儿还有一个伤疤呢。有一天早晨扫地，拿这么大块石头自己砸的。拒绝扫地，接下来还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绝食6天。

卜伟华：你当时受的压力很大呀！

王宇：因为原来我不承认，现在我承认错误了，你们还不依不饶。但是时间一长，脑瓜的思绪就又开始转变了。在他们的压力下，觉得自己是有错，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的极限了以后，又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卜伟华：那时候你应该也就20岁左右。

王宇：21。68年，快22了。

卜伟华：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侯瑛：王宇那时候神经有点问题。

卜伟华：表现在什么地方？

潘菁平：你承认吗？

王宇：我是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

侯瑛：他后来过了一两年才恢复过来。

王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侯瑛：你现在神经没毛病吧？

王宇：谁说没毛病啊，我自己都知道有毛病。

潘菁平：你说的是什么种类的毛病啊？什么样的性质？

王宇：神经啊。思考问题啊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要方方面面，今天有时候考虑到这儿，另一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潘菁平：这是肯定的。我学过心理学，他实际上对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一种永久性的伤害。

卜伟华：受刺激。

王宇：后来我跟几个人，其中有孙道临[3]的侄子，到北京市委上访。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衣服，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他说，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他们几个拦住了。他说，他现在神经受刺激了。那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工宣队的队长审我的时候也说，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

卜伟华：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红旗：我忘了什么时候，大概是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去劳动，我们当时到苏家屯去劳动，解放军是组织到大兴去劳动。我们组织的去了1200人，他们组织的不到200人，还淹死了一个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

王宇：当地农民对我们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等我们回来一进城，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满城贴的打倒肖华，这是67年夏天。

侯瑛：解放军在我们学校，他一个是不得人心，再一个他也有点不知所措，他很难办，他底下的兵有好多也支持我们。

王宇：67年底还到大兴去劳动了一回，这次是我们跟他们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陪他喝酒。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就好好劳动，我们是来锻炼的。结果他这人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的这么胖，打仗的时候你跑的动吗？你走你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后来，他还立了大功了，得到提拔了。可能是68年3月27号，《人民日报》有一条，在右下角，我记得特清楚。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另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个典型就是我。到69年年初的时候，内蒙的、黑龙江的、上山下乡的学生，他们那会儿都来了。那时候，我在院里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卜伟华：也就是说，工宣队对你看管的不那么严了？

王宇：不是。那是因为他们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了。

卜伟华：你就是要求给你一个结论，是吗？

王宇：是啊。沈阳的一拨儿外调的来了，进来，我在门卫坐着，外调的人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王宇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上他们那儿去。依据就是那个典型。

米鹤都：什么典型？

王宇：三支两军。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会议立了两个典型，其中我是一个。

米鹤都：怎么你是典型？应该是团长是典型吧？

卜伟华：就是整他的这个事儿。

王宇：就是抓“坏人”这个事儿，团长就立功了，得到提拔了。抓“坏人”典型向全国推广。

米鹤都：那你等于是反面教材了？

王宇：是。

卜伟华：最后怎么结束呢？最后你也答应出来了？

王宇：我没有答应出来。

卜伟华：到最后呢？

王宇：最后他们找我，我不是到北京市委去了一趟嘛，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待着也是待着，待着也没个年头，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从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

沈小川：你什么时候去找的汪东兴啊？

王宇：68年，让别人找的。不，69年。后来汪东兴的回答就是说，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

卜伟华：这是通过汪春平吗？

王宇：通过谁我不知道。后来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几天，是12月底，69年12月底，在工体开了十万人大会，有人参加了，回来跟我说了。说陈伯达在会上说，二十八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革命小将嘛，是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就来了这么一句话。

卜伟华：你觉得，这个就算是给了你一个交代，一个平反的意思了？

王宇：是啊，这就是平反了，但是没有正式宣布。我就一直不服。到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现在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以后分配工作把分我到湖北。头儿来找我，因为我名声大啊，好多头儿都想和我认识认识，聊聊天。我说，别找我，我是流氓。工人惹我的话，没事，凡是头儿惹了我，我说，操你妈，你找死啊？有一回，班里开会，从武汉来的一个工作团，到我们这儿审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75年，有人念《湖北日报》，什么下乡干部跟农民“三结合”，我随便说了一句：又是他妈扯淡的事！工作团的人说，这是党报。我说，党报上扯淡的事儿多了。回去就给我汇报了，完了要开会批斗我。

卜伟华：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王宇：湖北襄樊。

卜伟华：什么单位？

王宇：铁路修配厂。当时正准备要整我们单位那些造反派呢，我说了这话以后，这些兔崽子就盯上了，说王宇要打人，要开个会，批判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等等，就是批判我。一天，我们在打牌，一个小年轻过来找我说，王师傅啊，批判你的话，是那个领导让我说的。我说，跟你们年轻人没关系，明天我打那个兔崽子去。结果说完话，连夜他们全跑了，工作团全跑了，一个人没有了。

王宇访谈录（4）

六、“四三”、“四四”讲话和“五一”、“五二”武斗

米鹤都：说说“四·三”、“四·四”的事儿。我听李东民说过这一段的事儿，你再从你的角度说说。

王宇：从“十二月黑风”以后，我们就往回收，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不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女八中的，这我们就有倾向性了。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东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他说，听说你跟黄淑美是一个班的？我说，是啊，他跟我初中是一个班的。听他个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开会的时候，谁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侯瑛：给你条子让你反映意见的是赵伟理，赵伟理上我们学校找过他，赵伟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秘书组的，反正他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

卜伟华：反映什么意见？

王宇：反映军训的，对军训不满嘛！我从大会堂里头一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但是这些人跟我关系比较好，我们就等于是加入了他们，但还没有具体行动。

侯瑛：你说你开中学红代会那天出来吗？

王宇：是呀。满大街都在游行嘛，用的咱们的大喇叭，好多队伍都在游行。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侯瑛：“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找的王宇。那会儿外头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秦喜昌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王宇：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是谁我也不认识，说让我去说。实际上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先说李钟奇[1]。别人给我李钟奇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条说，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

潘菁平：这是谁说的？

王宇：李钟奇。当时总理说，站起来，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他不承认。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也不认识你，不止一个人给我递的条子，还有当场会议的记录。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然后，我看见的第二个条子是什么呢？是说胡生、吴京华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当时还有二十七中的梁音宗，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闹，要进来。于是就有人给我递条子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卜伟华：“四·三”这个大会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呢？

王宇：人相当多。

卜伟华：上百人还是上千人？

王宇：反正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沈小川：你说的“四·三”会就是4月3号开的？

王宇：4月3号晚上。然后下边就开始汇报军训团的问题。

米鹤都：你反映的主要是什么问题？

侯瑛：两件事，一个是李钟奇的讲话，康生把李钟奇训了一顿，让他作检查。李钟奇一开始不承认，说那讲话不是他讲的，他说这个稿子不对，最后还是作了检查。中央领导人呢也有点替他抹稀泥，这事就过去了。第二件事，是王宇反映了，一零一中把胡生、吴春华给关起来了，就问这个北京市军训办公室的人，有一个头儿，那个人后来特别恨王宇，问他有这事没有，他不承认。总理就说，你把人接来解决问题。马上总理就派人把两人接来。

沈小川：是一零一中的？

侯瑛：对。然后，王宇又干了一件军训团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音宗他们的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已经取缔了。梁音宗过去在“三司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连游行，骑自行车，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咱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

卜伟华：就是二十七中军训团把他们取缔了，你们去表示声援，说他们是革命组织。

侯瑛：对。原来西城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正好那天梁音忠在人大会堂门口啊，王宇就当着首长的面非要让他进来不可。

王宇：不是我要让他进来，是我把他的要求反映给首长了。

侯瑛：你给反映的，不就是让他进来嘛！所以就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卜伟华：梁音宗进来以后是不是又讲了一番话，讲他们组织是怎么被取缔的？

侯瑛：对，梁音宗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人家特恨梁音宗，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不是王宇一个人记录的，还有六中的，还有女八中的，把他们几个人的记录综合整理出来。

卜伟华：这个稿子你们现在找不到了？

侯瑛：那上哪儿找去？早就没了。不是你说的有讲话记录稿吗？

卜伟华：要好好找找，说不定能找到。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那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没有群众发言的内容。

侯瑛：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谁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这等着，我觉得那天夜里应该有庞军，有几个人在那儿等着，还有六中的不知是谁。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康典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卜伟华：就是把讲话原文抄出去了，另外有没有批判李钟奇的？

侯瑛：有啊！当然有啊。而且还贴了大字报，炮轰李钟奇，打倒李钟奇。

卜伟华：所有才又有了“四四”讲话。

侯瑛：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还埋怨王宇，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这玩意又“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卜伟华：“四三”讲话是批判李钟奇的，“四四”讲话是给李钟奇说好话的，说你们不要给李钟奇贴大字报。

侯瑛：对啊。所以这个事就闹的比较激烈。

米鹤都：人家李东民特有意见，说你们“四三”那天晚上说好了不扩散，结果你们晚上全给刷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满街全是大字报，满街都是大标语。

侯瑛：所以才导致后来说汪东兴要让谢富治抓人，原因就在这里。但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谢富治一直挺保护我们的，而且谢富治对王宇印象很好。

卜伟华：谢富治对“四三派”一直态度不错。

侯瑛：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赵伟理，经常找王宇，我们见过好几次。这个人岁数挺大的。

卜伟华：他穿军装吗？

侯瑛：不穿军装，穿便装，有点胖。他是中央文革的秘书，好像是负责跟谢富治联系的。

米鹤都：是戚本禹的秘书吧？

侯瑛：不是。

沈小川：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侯瑛：不知道。后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他是副秘书长。他在北京革委会。

潘菁平：最后整你们和抓你们，可能都跟4月3号晚上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吧？

侯瑛：那肯定，最后导致那个结果了。

王宇：不一定有关系。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我们也判断出来了，但我们没逃跑，不想逃跑。

侯瑛：王宇已经知道要抓他了，但他不告诉我。就在他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让我上地质学院附中去找薛玉峰，薛玉峰当时也是北京革委会的。我半夜骑车从地院回来了，第二天早起王宇就被捕了。

沈小川：我就老奇怪，那个时候挨斗的人为什么不逃跑啊？

侯瑛：王宇他被抓，其实跟李钟奇的事关系不大。主要就是军训团。

李红旗：“四四”那天，总理问，你们谁看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卜伟华：“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吧？

李红旗：去了。

侯瑛：“四四”总理没去。

李红旗：总理绝对去了，我听到总理说的话。他提出这个么问题。

侯瑛：别争了，“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四四”那天降了格了，“四四”是戚本禹去的。“四四”那天说话的是戚本禹，你回来还用笔记呢，没错。

米鹤都：有一个细节，就是“四三”那个会，是秦喜昌通知你们参加的，可是李东民说，“四三”的会他没什么准备，他去了以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四三派”的人。

侯瑛：他说的不对。“四三”的人是多一点。不是临时通知的，是上午或者中午左右通知的。

王宇：“四四”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我站起来，我说我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正面说，也没说错了。

米鹤都：你把“四四”那天开会的情况说说。

王宇：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然后戚本禹提出这个问题，我站起来回答，戚本禹解释了解释。另外他在谈到军队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侯瑛：那天会议上，戚本禹先把王宇训了一顿，就是让他站起来，说二十八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传出去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卜伟华：其实是很多个学校干的，不止是你们学校。

王宇：二十八中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挨着天安门。

李红旗：而且整理稿子的地点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沈小川：后来是不是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四一四”讲话的那次好像我参加了，戚本禹讲了遇罗克是不是？否定了《出身论》，然后遇罗克才被抓住了？

卜伟华：对，否定了《出身论》。抓遇罗克又晚一些了。但是戚本禹这个讲话以后，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

侯瑛：我们没有批。

卜伟华：当时基本上是所有的组织都在批，“四三派”和“四四派”都在批，包括大学的造反派，也都在批《出身论》。

沈小川：为什么那时候还会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呢？

卜伟华：因为《出身论》在那时候已经有一定影响了，他中央文革的人当然要出来讲话。

侯瑛：军训团来了以后，中学的造反派中有一拨人是合适的，有一拨人不合适。比如说二十八中王宇就合适了，军训团就支持他了。像二十七中“铁军”呢，他们就不合适，军训团就不支持它。我估计一零一中的胡生他们，军训团也是不支持他们的，他们就挺倒霉的。当时四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卜伟华：四中在“五一”前不久好像也有一场武斗。

侯瑛：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写《出身论》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中学文革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李东民那个首都兵团[2]，后来在西城不是有个点嘛，在缸瓦市那儿，然后这些人就纠集一帮人去四中砸那个报去，闹的挺激烈的。刚才卜伟华不是说了吗，就是不管“四三”、“四四”，都去砸那个报社。

卜伟华：因为中央文革正式表态了。

侯瑛：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

卜伟华：其实你们学校军训团对你们还是不错的，是吧？

王宇：对。

李红旗：军训团它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二十八中“八一八”是左派，这个是社会上公认的，他带着这个任务来的，就是说进学校就要支持二十八中“八一八”。

王宇：实际上，他们还是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

侯瑛：他们在各班里都支持的是老兵。那些人比较听话。

王宇：而且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

卜伟华：斗了什么学生？

王宇：杨燕宁。

卜伟华：是哪个组织的？

王宇：是我们“八一八”的。

侯瑛：他当时是我们的吗？

王宇：当时还不是我们的，后来是。为这，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杨建宁是初二的，对民主党派说了一句话，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他们班的也斗她，军训团也斗，斗了一回不行还要斗。她就找我来了，我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我说她这句话并不错误，我现在忘了，马列主义是有这句话，但是她说错啦，军训团说那就是反动。我说咱们马列主义的老祖宗也是错误的，真理多走一步过去就是错误。但军训团说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我说，从今天起，二十八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地！当时斗了好几个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沈小川：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宇：67年的春天。

侯瑛：就是他们解放军刚进校的时候。

王宇：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这一类的。他们军队进来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容易站到他们那边。

李红旗：而且部队上层都互相都有联系，跟老红卫兵的家长都有联系。

王宇：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暗地支持老红卫兵，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潘菁平：其实这也就是北京中学的规律。

卜伟华：大多数学校的军训团都是如此。但有的老红卫兵参加“联动”了，参加“西纠”了，这些都不能支持。有的军训团就支持“四四派”。

潘菁平：“四四派”窝囊，没观点，或者说是随大流，听话，出身也稍微好一点。

卜伟华：他们没有镇压群众这一条。

潘菁平：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学校“四四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军训团支持他们。

卜伟华：你们学校“四四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四三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红色造反团”，。色儿团。

卜伟华：你当时认识王友琴吗？她是初一的吧？

潘菁平：不是，她是高一的。

侯瑛：军训团撤出了一段时间，后来原班人马又都回来了。当时好像有个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个讲话。

卜伟华：对，9月份10月份全国都在学习，还有就是大办学习班。

侯瑛：军训团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特别收敛了。在我们学校来说呢，还是拉着王宇，那时候又成立一个筹委会，王宇还是副主任。

王宇：不是，我给推了。财迷是副主任。

李红旗：让王宇干，他不干，最后给推掉了。

王宇：好多大事我后来都是推的，让别的人去的，“三司中专部”开始是让李国祥去的，后来是财迷。

李红旗：当时虽然他不出头，但大事还是他说了算。

卜伟华：然后又在什么事上交锋了呢？

侯瑛：最激烈的就是11月份交锋最厉害，当时准备成立革委会，在干部人选上，王宇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

卜伟华：是原来的校领导吗？

王宇：一个是教导主任，一个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侯瑛：在关于教导主任的问题上，斗争比较激烈。这人叫何国栋，人现在已经死了，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个人好像还是原来旧北京市委要提拔的苗子。

卜伟华：“八一八”要求结合他，然后红卫兵和“红旗”反对？

侯瑛：对。军训团也反对。

卜伟华：反对的理由呢？

侯瑛：说他曾经当过叛徒，历史有问题。他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十四岁，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谁好。

王宇：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 就这么一句话。

侯瑛：不知道怎么整出这么句话，跟神话似的。

王宇：可是这句话双方都调查了。

卜伟华：现在看起来，也很好理解，那么小的孩子，一吓唬什么不说啊？

李红旗：调查材料我都看过。包括我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国民党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给他们吃，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怎么整出来的，我们认为没问题，他们认为有问题。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西城区那个郭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王宇：反正就是他认为是叛徒，我们认为这就是革命干部。材料一样，结论完全相反。然后是书记，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

侯瑛：就是我们后来那个书记，后来当了西城区区长。他的历史其实很清白。

卜伟华：他的历史清白，但社会关系复杂。

王宇：事实呢大家都认定是一样的，但这两个结论完全相反。

侯瑛：就跟调查瞿秋《白多余的话》似的，那个文章是他写的，但是一派就说他是个叛徒，另一个派就说他很英勇，唱着国际歌壮烈牺牲。所以后来就跟军训团闹的特别厉害。就在大概前一个月，听说郭副司令员派一个姓邓的参谋长，下来蹲点。二十八中、六中、女一中这三个学校都由他负责。

卜伟华：因为那时候全北京都在办学校班，不断有报喜的，说这个学校大联合了。有一些学校僵持不下，就作为难点，老大难问题。

侯瑛：就是说一定得把王宇拿下。

李红旗：那会儿陈伯达来过一次。

侯瑛：陈伯达是“五一”、“五二”以后来的。

王宇：不，陈伯达3月底就来了。

卜伟华：3月底陈伯达到六中去了。

王宇：那天我说了，4月5号也许是4月6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要保护革命小将》[3]，记得吗？

李红旗：那是江青讲了话以后。

卜伟华：题目好像是《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李红旗：江青在工人体育场有一个讲话，那会儿你已经被抓起来了。

王宇：我是说67年。

李红旗：67年我不知道。

王宇：陈伯达那帮人老到我们这儿来。

侯瑛：这个事我不知道，咱们实事求是的说。他曾经秘密来过，我听财迷说过。但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露面，是在“五一”、“五二”武斗之后，他来了没表态，陈伯达什么也没说。他的讲话是泛泛的讲了一下，就是不要武斗。

王宇：但是他有倾向性。因为我当时跟陈伯达急了，吵起来了。实际陈伯达倾向我们。他是“五一”、“五二”武斗以后来的，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坐着。旁边是他的秘书，他说话别人听不懂，那会儿我头一回听他说话。

潘菁平：王宇，当时中学红代会5大领袖有你吗？

王宇：没有。筹委会有我，中学红代会就没有我。

潘菁平：那都有谁啊？

侯瑛：李东民，秦喜昌、陈永康、刘龙江，薛玉峰、程金香。

卜伟华：程金香是后上来的。程金香原来不行，李东民走了以后她才上来的。

潘菁平：哦，陈金香是你们清华附的。

王宇：她还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一趟，程金香“四三派”的。

侯瑛：程金香既不是“四三派”也不是“四四派”，她那个人没准儿。她跟我们也挺好。据说因为刘刚名声不好，所以推的程金香，军训团推的。

潘菁平：我觉得文化革命有些事情挺可笑的，比如你们学校的刘刚，当一个什么头儿，她不就是凭着跟蒯大富的特殊关系嘛。

卜伟华：刘刚这人也有特点，这个人还是挺直爽，挺敢说话的。

米鹤都：她自身也有点儿能耐。

卜伟华：原来是我们学校排球队的，排球打的不错。

王宇：她有些能力，性格直爽，自我感觉也有点儿高。

侯瑛：刘刚没什么能力。她干什么了？

潘菁平：她是个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的那种人。

王宇：我记得“四三派”开会从来没有把她当回事儿。

卜伟华：刘刚后来在国外待了几年，是吧？

王宇：是，她在西班牙待过，最后离婚了。

侯瑛： “五一”、“五二”武斗的时候，为什么能召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那天王宇晚上在广播站一说，很多中学生都在外面游行、狂欢呢，那天晚上，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

卜伟华：其实跑过来时都已经打完了吧？

侯瑛：不是。第一仗打完了。第一仗我们是亏了，是他们把我们打了，第二仗是王宇把人叫来，又把他们打了。你说的那是第二仗没开始呢。第一仗王宇让人家打的头破血流的那天，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啊。

卜伟华：挨棒子打的还是挨砖头？

王宇：棒子，打到脑袋了。

侯瑛：第二仗人就多了，就控制不住了。我们学校的房子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红卫兵在一个耳房上。来声援“八一八”有六中红旗、三十一中东方红。来了一大帮子人，都站到高墙上，往红卫兵站的矮墙上打，最后把他们打得稀拉哗啦的，全从房上滚下来了。那天有几个人给打的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米鹤都：为什么打起来的？

沈小川：什么时候打的？。

王宇：“五一”晚上。

侯瑛：那个事儿跟汪东兴有关系。4月份那会儿我跟“红旗”那几个人经常来往，所以王宇就说我，说你怎么老跟“红旗”的人勾勾搭搭？“红旗”那几个小哥儿们，原来是他的哥儿们，后来跟我都不错，现在我们还来往呢。“红旗”的陈庄路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叫我们军训团团长上中南海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抓人，要在4月底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