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的博客    复制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11)　“揪军内一小撮”

　　红极一时，名声很响的王力煽动蒯大富发动了反对解放军主要领导人的运动。蒯大富迅速付诸行动，他召集其他学校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阐明了这“揪”的任务。为了使兵团改为面向外部而进行了整顿，设立了一个以金川春为首并有10个副手支持的对外事务处。军事情报组的记者们已经在各省把他们的指挥部变为联络站（共计有47个），共配备了2000多个学生。这时候，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号召全国的革命派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团派已经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蒯大富在军事地图前，像一个总参谋部的将领似的，向全国各个角落发出一连串的电报和信件，点明目标，提出战略，推动落后，表彰先进。那时候，蒯大富的威信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话的份量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相当于那些中央委员。很多造反派都接受他的保护，只要蒯大富在任何地方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发起一个运动，就立即可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蒯大富授意搜查徐向前的家，他是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军委副主席，他的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1935年他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徐的警卫员不让蒯氏铁杆儿们进入，他们就悄悄地翻墙进去，偷出了四个大的、三个小的保险柜，他们把所有这些都带回学校去研究。

　　中央得知此事，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去追回这些保险柜，他们命令蒯大富交回所有的东西并不许抄录复制。蒯大富却尽量拖延时间，他自己躲在兵团总部里拒绝出面，而让其他人去谈判，同时让人用最快的速度尽量多的进行抄录。在他们交出这些材料时，他们已经抄录了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名单、徐向前的战时日记等高度机密的材料。后来他们在传阅时，曾把这些材料传到全国很多地方，泄露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

　　蒯大富在各省的人马也迅速行动。就在蒯大富与王力谈话的第二天，7月27日，团派一个的头头彭伟民到了东北，去煽动攻击那里的军区司令部，攻击那些支持保守组织的部队。彭伟民在东北的同盟者在沈阳冲击了军区招待所，占领了大楼，把解放军赶出去，甚至把他们从窗户里扔出去。然后他们把门窗加固，并设置栅栏，他们自己住了进去。这导致了第二天和反对派学生的激烈战斗，在战斗中打死了四个中学生。当人民解放军赶来制止流血事件时，彭伟民指责他们支持了保守派。他们还把被打死的四个学生的尸体装进棺材，准备运到军区司令部去埋葬，以制造更大的事件。当这样做并没有能使军区首长出来时，彭伟民下令冲击司令部大楼。他亲自戴着钢盔，率领着十几辆满载着从各方面召来的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卡车冲锋。他们占领了大楼，并马上在房顶上升起了清华井冈山的旗帜。

　　在沈阳的这种极端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王、关、戚却赞扬这些年轻的造反派的斗争精神，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不久，关锋就打电话给蒯大富，说他准备亲自去东北视察，想要清华井冈山派两名总部成员跟他去，谭勤伦和马小春被选中了。为了保证关锋在东北能受到热烈欢迎，蒯大富打电报叫那边扩大事态，并让金川春去现场准备，金川春是对外事务处的头头，一个能干的组织者，他很快就把战事扩大到许多地方，其中包括抚顺，在那里，他亲自乘一辆从解放军修理所弄来的坦克，率领造反派冲上大街，他们使用着从解放军那里抢来的机枪、坦克、火炮……不但双方许多人被打死，几百名无辜的旁观者也在战火中丧生，抚顺事件的严重伤亡是整个文化革命中所罕见的。

　　在金川春发动强大攻势的同时，蒯大富在北京召集东北造反派首脑会议，宣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都是贺龙的人，要求与会者赶快回去掌握枪杆子。回到吉林省省会长春的造反派用60毫米的加农炮瞄准了警备司令部要开火，当地人民解放军红九连派出它的战士，站在炮口前阻挡造反派开火，这感动了许多造反派群众，他们纷纷倒戈，并将对准解放军的大炮拖走了。

　　关锋的东北之行还未起程就被揭露为516阴谋家，他制造新的“辽沈战役”的计划破产了，那里的战火得到了控制。

　　在东南沿海，台湾海峡的对面，蒯氏联络站的头头造谣说韩先楚司令员是反对毛主席的，他们散发了一份题为《韩先楚是哪个司令部的人？》的传单，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看到这些传单时，他说：“不是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周恩来的评论是“这样的人绝不是革命的，肯定是反革命的！”

　　但是王力和戚本禹支持蒯大富，“如果韩先楚有错误你们可以炮轰他。”戚本禹说。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说：“你们要打倒韩先楚，我支持你们！”于是“打倒韩先楚”的口号通过广播传到了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听了之后，立刻为打倒了对他们最危险的解放军将领而欢呼。当然，大陆上的造反派听到自己话受到国民党的欢呼，他们进行再三考虑后，很多人便宣布不能再这样干了，显然正如总理所说，“反对韩先楚就是帮助蒋介石。”

　　蒯大富的代理人不仅在东北、福建发动了反军的重要战役，而且还将许世友指挥的南京军区作为反军运动的重点。南京军区有个叫杜方平的副司令员，很早就和王关戚有勾结，他领导了一个单方面的大规模夺权运动，然后又继续指挥打倒许世友的运动。杜方平的组织被称为“好派”，因为夺权后，他们的人都说形势“好得很”，被击败并被赶出城的反对派被称为“屁派”，因为这个组织的人讨厌那“好好好”的叫声，说“你们的喊声比一群狗放屁还臭！”

　　7月底，在王力说许世友必须被打倒之后，蒯大富曾亲自去南京与杜方平密谈。他派了几百个坚定的团派分子到那里去，他们号召“好派”学习北京群众包围中南海的精神。后来在蒯派铁杆的帮助下，“好派”头头发起了反对军区的运动，几十万人涌上街头，持续了几个星期，一些人竟然冲进了军区司令部大院，并盘踞在那里达一个月之久，他们还冲司令部大楼，打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年轻的造反派们在深入调查许世友的经历，发现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攻击的问题之后，便向部队挑衅，想待部队一还手，就可以指责南京军区镇压群众运动，但是许世友没有上他们的当。后来，冲突发生了，但不是在“好派”与部队之间，而是在“好派”与“屁派”之间发生的。杜方平指责说，“屁派”在农村准备反攻，在那里多数派成员早就被赶跑了，说“屁派”准备血洗南京。“好派”用机枪、手榴弹发起攻击，武斗持续了好几天。最后受到周恩来和江青的有力的干涉，他们反对打倒许世友，尖锐地批评了蒯大富，说他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造成了群众的伤亡。

　　蒯大富计划在8月底召开一个批判许世友的大会，但是在最后一刻又取消了这个大会。9月1日在南京的兵团联络站接到蒯的一份电报说：“许世友是好同志，我们的联络站应撤销，请广为宣传”。

　　蒯的“广为宣传”的要求毫无必要。甚至在联络站、军区司令部收到他们的抄件之前，电报员早就把这个消息传遍全城了。事情很清楚，毛泽东和中央是支持许世友的，于是很多人都改为支持许世友了，全城贴满了拥护许世友和党中央的大标语。

　　7、8月份，清华414和团派在“揪军内一小撮”运动中互相比赛，他们也派出了几百名活跃分子配备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络站，华东联络站的头头王永县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讲话和社论以后，我决定去南京揪许世友，”王永县说。“但是‘团派’已经捷足先登，在所有的地方写满了‘打倒陈再道！打倒许世友！’他们的小报上充满了攻击许世友的文章，每一封来自蒯大富的电报都会激起一次新的行动和大字报的高潮，加强对军区司令部的包围和占领。

　　“蒯的第一封电报说：‘王力说：至少有三个军区司令员是反对毛主席的：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这封半夜来的电报黎明时就已贴满全城。

　　“许世友的老婆田普到北京去呼吁支持她的丈夫，但王力不理睬她，说‘事情很清楚。’蒯大富的第二封电报说明了这个情况，从感情上和行动上又激起了一阵新的浪潮。

　　“我们414自己也想这么干，但‘团派’铁杆们攻击我们，说我们只是表面上反许，而心里实际上是要保他的。因此，我们不管到哪儿，人们都对我们很冷淡，‘好派’的人甚至还要抓我们，打我们，勒令我们承认我们的真实思想。我们拒绝回答，他们就用卡车把我们拉到农村，到很偏僻的地方才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放掉。

　　“最后我们决定，既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真是保许世友的，那么我们干脆就真的支持他，经过讨论，我们就站到许世友一边了。这样就和‘屁派’挂上了钩。当蒯大富9月1日‘保许’电报发来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站到正确的一边了。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真的是正确的，我们的所做所为只是出于派性，因为我们几乎不能在任何问题上同意‘团派’。”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武官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上午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如果说414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蒯大富和团派也干了一些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国际影响，但也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支持了“现代狂人”陈里宁。

　　陈里宁最初是由于受到清华的教工组织“红教联”的保护而引起公众的注意的，“红教联”到精神病院去解救他们的战友王铁成时，发现陈也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们声称他是因为持不同政见而受到迫害的。他是早期的反对刘少奇的人，在刘少奇当权时期受到了政治迫害。红教联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要从过去的反革命中找左派”的理论提供佐证。陈里宁比王铁成更适合这个理论。陈里宁出身地主，是湖南湘潭市的一名干部，几年前，他写了长篇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因而被撤职，禁闭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告诉“红教联”，陈里宁写过的确凿的攻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东西比反刘的东西更多。他们说，如果他是正常人可以出院的话，他将作为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反革命分子被起诉。但是孙金英（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现在是清华公认的最激进的教师）却以带人砸了公安局作为回答。在几百名井冈山兵团学生的支持下（这是在1967年1月，井冈山分裂之前），“红教联”冲进公安局，抓起电话，通过广播系统向北京市监狱里的囚犯号召他们造反。他们大肆搜查档案，拿走了关于陈里宁的全部材料。

　　后来，“红教联”拿着陈里宁的这些材料去找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这两个人给陈里宁翻了案，并且宣称他是革命英雄，“现代狂人”，批准这个教工组织对他和他的材料的解放。

　　按照王力的说法，陈里宁对刘少奇的批判详尽而严密，可以作为对革命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攻击毛泽东的部分则是由于他精神病发作的结果，因而王力给红教联开了一个绿灯，允许他们隐瞒陈里宁的有问题的东西。他们将陈里宁反刘少奇的材料编辑成《新狂人日记》，并以各种形式出版，包括连环画。以这些公布的材料为基础，天津的一些学生写了一个名为《现代狂人》的剧本，赢得了王力、戚本禹的称赞。1968年春天和夏天到处上演，先是在天津，然后在清华，以后就在北京、华北各地上演。北京电台的美国工作人员西德尼．里特伯格甚至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凑钱，请他们为外国人演了两场。

　　这个戏上演以后，陈里宁就作为一个政治预言家而出了名。他亲自到清华园来详细讲述他与刘少奇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集会上以反修战士的姿态进行讲演成为他的公开职业了。

　　在清华，为宣传陈里宁，蒯大富显得格外积极，他授以陈里宁“蒯派”的桂冠，说他是“十七年的蒯派”，“确切地说，蒯派就是受刘少奇压制的造反派。”蒯大富以他惯有的狂妄和挑衅性的口吻说。

　　但是其他人，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对陈里宁的事迹却是嗤之以鼻。他们知道陈里宁所攻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而不仅仅是修正主义者刘少奇。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公布了一些陈里宁攻击毛泽东著作的材料。1968年2月，在王力被揭露为516阴谋家之后6个月，戚本禹也被证明同样是属于这个阴谋集团的。中共中央宣布，陈里宁是反革命分子，话剧《现代狂人》也是反革命的。

　　这个决定使蒯大富和团派处于尴尬境地。但问题也不算很大，因为，实际上戚本禹在1967年通过各种媒介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并已疏远了“狂人”陈里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送到西山疗养院去休养了一段时间，最后把他分配到科学院一个较小的研究所里去工作。同时，那出话剧也已消声匿迹了。1968年2月21日，当中央宣布这个决定时，蒯大富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陈里宁的真实情况。蒯大富有意做出这种姿态，好像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完全是上当受了骗，他也是不了解内情的人。

　　在蒯大富疏远陈里宁的时候，他又对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动了攻击。他勾结了另一个坏人樊立跃，他是想从内部搞垮这个革命委员会。看起来，蒯大富和清华团派反对北师大革委会是因为它是地派的。蒯大富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联合行动，把北京各校所有的天派组织都召到北师大校园里去，要求推翻北师大革委会。那天共聚集了有一万多人，蒯大富乘一辆吉普车穿梭往来，直接指挥这次行动。

　　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的人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企图打倒一切的极左运动的新动向，于是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由北京市公安局介入，逮捕了三个主要人物，其中包括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樊立跃，支持了北师大革委会。蒯大富因为这次事件中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而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在这样严厉的批评下，蒯大富最后在清华的群众大会上作了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他装出一副极度懊丧的神情，在离开讲台时，他眼里满含着热泪。几分钟以后，他满脸笑容地出现在后台。“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一个好演员。”他对团派总部委员崔兆喜说：“你不认为我是在演一场好戏吗？”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10）关心国家大事

　　1967年，为清华学生所关心的革命大事不是在校内，而是在北京的大街上，在全国其他大城市，那些地方由北京串连学生发动的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最后往往形成武装冲突。

　　在首都发生的许多最重要的示威和行动中，以学生为主力的“揪刘”静坐、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在全国范围内“揪军内一小撮”运动，这三个事件使其他所有的行动都相形见绌。这三个事件是交织在一起并互相联系的。从7月18日到8月5日，在中南海中央机关门外发生的“揪刘”静坐，几乎与7月20日湖北武汉事件同时。武汉事件．触发了在全国攻击军队干部的运动，而当这个运动逐渐加强的时候，8月22日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英国代办处事件。

　　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于三个事件，这就是无视中央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无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而他看来是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批激进派学生除了得到一些年轻的工人、干部的群众组织的支持外，还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受到了他们的教唆和煽动。他们的目的是削弱毛泽东周围的领导集团的权力，特别是周恩来的权力，破坏解放军的统一，为了从毛泽东那里夺取权力，却打着保卫毛主席和他的路线的幌子，但绝大多数人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更大的目标。

　　“揪刘”事件起初看来是很单纯的。7月10日，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兵团到中南海去进行抗议刘少奇的游行。在工作组时期，刘直接镇压了这个学院的全体学生，但最近他只向“新八一”交了自我批评。“老八一”决定要和刘少奇当面对质，便在中南海门外的街道上露营。刘少奇是被中央作为政治犯保护在中南海里的。开始只有另外四个组织参加了这一行动，他们人虽不多，但很喧闹，阻塞了街道的一侧。他们高呼着：“刘少奇滚出来！”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毛泽东的卫队长汪东兴都曾明确指出对刘少奇的批判不能面对面，而只能用背对背的形式——即不用人身攻击，而是通过发言、集会、文章、广播、图片来进行批判，但关锋和戚本禹（王力当时外出到南方去了）看到这小小的示威是个机会，可以发起一个猛烈的攻势。他们授意给全国著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说，现在刘少奇不老实认错，还指责中央文革诬陷了他。他们极力主张要群众组织向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以迫使刘少奇老实就范。

　　这个号召完全是要让北京学生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同盟者都到这条街上来了。清华团派和414互相竞争，看谁能出动更多的队伍，看谁能首先控制中南海西门附近的战略位置，看谁能设立最强有力的广播喇叭。由于414不象团派那样早就名声在外，他们就特别卖力，想通过这个行动来挣点儿好名声。他们从地质学院抄近路进城，领先于他们的对手。他们还运了一卡车木杆和苇席，占据了一块最有利的地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揪刘”指挥部，他们夜以继日地忙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团派自负于他们的全国性的大批判，在参加了第一天的游行和演说之后只在街上过了一夜就回到更舒适的清华园去了。团派的消极态度不合戚本禹的意，他7月26日打电话给蒯大富，告诉他“揪刘”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团派怎么能落后呢？随即蒯大富急忙组织了一批人回到城里，参加这个行动直到最后结束。

　　团派青年回到这个最奇特的地方，确实是北京和其他任何首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十万人长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周围的街道上露营，旗帜、横幅在头顶上飘扬，墙上、苇席上到处都贴着标语，上百个喇叭的吼声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由许多临时厨房发出的做饭的炊烟和香味。人们，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不顾早晨的凉气、中午的酷热，有时还要冒着大雨在那儿坐着，他们一个个皮肤晒得黝黑，身上又脏又累，但热情很高。他们每天都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刘少奇马上就要交给他们去彻底批判了。

这种喧闹造成红墙里边的国家领导人不能休息，后来和造反派组织商定每天上午保持安静，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群众当时同意了，过了一天那些喇叭就又都成天响起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厉害了。

　　中央负责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不同意将刘少奇交给群众，很明显，在那种形势下，发生什么情况很难控制。相反，他们号召广大群众都撤回去。但戚本禹一再煽动群众说：毛主席的战略不是要放弃这种权力，而是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所以只要你们坚持到底，使这个运动在人数上、情绪上都达到最高点，“如果你们能动员更多的人，更深刻地批判刘少奇，你们就一定能胜利。”戚本禹说。

　　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日子，中南海周围街道上的群众认为肯定就在这一天了。各个组织决定在中南海西门前召开大会，但由于都想在这个刘少奇出来时的必经之处抓住他，“地派”组织开始袭击那些属于“地派”的组织，想把他们赶走，占据他们的地方。开始是一个反刘的统一行动，后来成了在大街上的无数争吵。

下午一点钟，西门大开，出来的不是刘少奇而是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他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要求大家都回去。最后，确信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了，一些组织马上就撤回了，另一些组织则开会研究，第二天也撤了。到6日下午，整个“揪刘”运动完全瓦解了。

　　绝大多数的参加者绝对不会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示威只是一个幌子，一小撮极左的造反派被动员来准备抓住并扣留周恩来，他可能会先出来。他们的推测是，如果这个示威的规模足够大，时间足够长，周恩来就必然要出来解决这件事，那时他们这些造反派就可以抓住他，在由此而产生的混乱中，中央的其他人，可能是陈伯达的交椅就可以向前挪动一位了。

　　正当其时，在南方发生了武汉事件，这给了好斗的造反派一个新的理由，来重新掀起一个全国性的斗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一个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且调动8201独立师去镇压那些要打倒他的学生和工人的左派组织，几百人被打伤，许多人被打死。谢富治、王力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来解决这里的问题，他们两人向陈再道指出，不顾一切地用军队来支持一派压一派是错误的。这个带着旧军阀习气的军区司令员拘押了这两个中央代表，并对他们加以审问。他们受到军队粗暴的对待，据说王力的腿被打坏了。周恩来不得不飞去解救他的代表。当他发现武汉机场已经被坦克和大批“百万雄师”的人包围着，他自己可能会遭绑架的时候，便改在由忠诚的空军掌握着的机场着陆。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终于使谢富治、王力得到释放，迫使陈再道屈服并到北京接受批判，可能还要受到处罚。

　　陈再道因为其镇压左派，公然藐视中央文革而成为声名狼藉的走资派。他一贯认为蒯大富这类的学生造反派是最坏的。而蒯大富在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谈过话以后，始终认为国家当前的危险来自于反动的军队指挥员的右翼矛头。早在1967年4月，王力就曾在对整个形势进行分析时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打倒，还会有带枪的刘、邓（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来接替他们。王力断言毛泽东和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受到的威胁来自多方面，首先是全国的保守势力和他们的组织，第二是山西军队支持的右翼倾向，第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员掌握了大军区，第四是台湾的反动派，他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日本、美国和北部边境上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军队。如果不提高警惕和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有失败的危险，文化革命可能就要结束于反革命的凯旋仪式中。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作为第一步，王力建议这些享有盛名的造反派组织建立收集全国军队情况的记者网，很快，蒯大富就成立了团派控制的军队情报组。这个情报组直接向他汇报，他派人前往以下大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和福州军区。

　　这些记者由团派掌握，不仅带着他们蒯司令的介绍信，还有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或者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介绍信。这些介绍信使这些活跃的学生能够随意进出各个军区司令部和收集全国军队的极端重要的情报，他们把这些重要情报摘要送给蒯大富，他把这些材料汇集在清华总部的一张大军事地图上。为了保证系统和全面，蒯大富搞了一个军事调查大纲，印了200份。这个大纲要求调查每个军区、军分区的领导人，包括后备部队和战斗部队的——他们的外貌、历史、政治态度和在文化革命中的经历，还要求记住每个军区的部队如何组织、调动、部署，它所控制的军事设施，有哪些桥梁、机场、铁道、公路为它服务。他们找到并成功地复制了至少四个大军区（广州、南京、沈阳、福州）的完整的部队干部名单。抄录了陆军、海军、空军的军事人员总数。蒯掌握的地图上很快就填满了军事资料的数据，这些材料到目前为止还是秘密的。

　　军事情报组和它的情报成果可以被看作是革命学生准备与毛泽东的任何不共戴天的敌人进行决一死战而作的认真的努力。如果为了保卫毛泽东，他们必须收集有关的秘密军事情报，如果为了保卫毛泽东，他们必须拿起枪秘密准备上山打游击，那都是可能的。为了保卫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准备付出任何牺牲，包括他们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些年轻的造反派未必认真考虑过，他们的这些行动在后来当解放军成为毛泽东从战略上结束派性斗争的主要柱石的时候，会被用来作为挑起反军乱军的工具。

　　陈再道的叛乱举动似乎给这样一种论点提供了材料，如果武汉的陈再道能够无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难道就不会有李再道、张再道也这么做？王力告诉他们说是有的。7月26日，为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而组织的盛大欢迎会上，王力向蒯大富谈到这些。

　　“你伤得厉害吗？”蒯大富问，他听说王力被打伤了腿。

　　“不，只是脚趾骨折了。”王力回答。

　　“真的有些解放军指挥员不听毛主席的话吗？”

　　“是的，”王力说。

　　“当前是要解决问题吗？”

　　“是的，”王力说，“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揪篡夺了军权的一小撮走资派。”

　　“那么，哪些人是最危险的呢：”蒯大富问。

　　王力点了南京军区的许世友、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为必须打倒的人。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9）分裂

　　1966年11月，造反派、左派只是注意领导群众运动，而没有去争夺学校的领导权。当清华红卫兵瓦解，烧了自己的印章以后，统一在井冈山兵团里的左派得到了一切保障，他们的大字报再不会被人撕毁了，可以自由地放广播、印传单，广播室和麦克风都可以使用。这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党权，而是领导一般师生员工进行群众运动的权力。

　　上海“一月风暴”的兴起使全国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真正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各个学校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大城市都经常保持有联络站，他们对这个问题不但提的最响亮，而且还要付诸行动。井冈山兵团的人无论在哪儿，都受尊重甚至敬畏。后来全国都由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那些革命委员会里都有井冈山兵团代表的席位，当他们不在的时候，也留出他们的席位。清华井冈山曾在上海帮助夺权，是1月6日著名的震动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公告的起草者之一。山西省的刘格平在他的新的权力机构建立以后几个星期之内，便让一个清华井冈山的人进入了他的革命委员会。

　　回到清华园，他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当它暂时掌握了实际权力的时候，它也没有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大学管理机构。1月，井冈山从筹委会那里得到并烧毁了学校的公章，成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来实行领导。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它不可能是最终的权力机构，因为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只承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合法的，即要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老干部的代表。1967年初的清华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只有其中一项即井冈山兵团自己。在建立一个可行的革命委员会之前，必须要等大批还在长征和在外地联络站的学生回来。还要从在工作组时期全都“靠边站”了的干部中解放那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军队代表可以从曾来学校帮助搞教育革命的海军工作队里选。4月，这些条件都可以达到了，但就在这时候，井冈山兵团分裂了。

　　分裂是从关于老干部问题开始的—他们中哪些人可以信任，哪些人是革命的，哪些人可以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来帮助把清华从资产阶级的大学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大学。

　　一部分学生坚持这样的观点，清华是整个教育界最坏的典型，17年来一直处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所有的老干部都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找真正的革命派，就必须找那些1966年以前就被隔离、挨批判的人，也就是说在过去被当作右派、反革命而今天根据同样的理由被认为是革命的人那些人。这些学生从亲身经历过的50天白色恐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被称为革命的，实际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那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实际上是革命的。出于这样的见解，这部分学生摒弃所有过去的干部，他们向另外一些人伸出手去，那些过去历次运动中的批判对象。这种见解在教工造反派组织“红教联”的支持下得到了加强。“红教联”的领导人正是这样的过去有问题的、对现实不满、想完全否定旧清华的人。

　　另外一些学生认为，否定大多数老干部是极左的观点，是违背毛主席关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的政策的。他们不同意说清华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一无是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17年，也不同意说过去历次运动的批判对象真是什么受迫害的革命者。他们认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在工作组时期“靠边站”的干部，这一部分学生主张解放他们的大多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中共中央1967年3月1日的指示中说：

……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干部问题上出现这两种观点不是偶然的，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参加者的许多观点。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即以前的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是拒绝大多数干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另一部分学生，主要是过去的老“八九”保皇派，后来的清华红卫兵。他们主张解放大多数干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过去的“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了，一部分附合了蒯大富等极端分子的观点，另一部分加入了支持大多数干部的行列。

　　关于老干部的这些分歧，本身还不足以使兵团分裂，如果它的成员都是坚定地维护团结的话。但实际上，井冈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从来不承认老“八九派”是革命的，认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每当出现分歧，不容分说，他们就称老“八九派”是“保刘派”。此外，井冈山造反派还攻击“八八派”，因为“八八派”在为蒯大富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的斗争中不够卖力气，攻击他们是动摇派，还说他们不过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他们比“八九派”更坏！

　　这样的攻击赶走了“八八派”的同情者，他们有些人还留恋于蒯大富，但其他人都跑到过去的保皇派一边去反对蒯大富了。4月14日，这个斗争激化了。所有那些主张采取团结大多数老干部的政策的人集会，提出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的口号，在这个会上，他们制定了独立的政策，并要求兵团总部公开广播他们的观点，在首脑人物蒯大富控制下的兵团总部对他们说：“你们只是兵团的一部分，不能以少数人观点占用广播，不许你们发表独立的观点！”4月30日，蒯大富和他的拥护者想建立革命委员会，只结合他们信任的干部。这时整个问题出现了危机。反对派脱离兵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称为清华井冈山414兵团，简称为414，蒯大富这伙人保持了他原来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兵团，简称为团派。

　　对争执不休的这两派好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卷入了这场关于老干部问题的严肃斗争，”苏环良说，他是一个选择了团派的“八八派”。“414说如果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有我们所喜欢的干部，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月内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就死不瞑目。我们认为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提名，那旧清华肯定是要复辟了。当我们在我们自己人中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们也是如此，”金寅生说，他是个加入了414的“八八派”，“《红旗》杂志编辑部林杰支持我们，”他说：“我认为414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是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李康是我们信任的一个干部，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至少是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他在我们的会上说：‘受团派支持的干部都是坏的，都是一些仇恨17年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的残渣余孽，他们掌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然后他又明确地点出一个人，说：‘看，他就是一个坏人，一个散布一切坏思想的人。’——这样，他鼓动我们进行决战。”

　　如果说林杰、李康是支持414的，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和“红教联”却是支持团派的。戚本禹说：“你们‘团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要以你们为核心。”“红教联”的一个干部说：“你们是全国的一面红旗，看他们那边有多少‘八九派’！在文化革命的舞台上，有他们就没有你们，你们一定要斗争到底！”

　　井冈山兵团在组织上分裂以后，对立发展得更深入、更广泛了，然而，在最基层的一般群众中，他们永远是存在着团结的愿望的。双方的领导人激烈地互相谴责，每个领导集团的成员都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该掌权。

“我们是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铁杆造反派。”团派固执地咒骂414时这样喊着。“我们才是清华园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414骂团派时喊道。

　　后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双方立刻宣布对方是今天的国民党，他们坚信清华的斗争反映了党中央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在这种气氛中，每一个小小的争执都会被夸大为原则性的重要问题，都会被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他们甚至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实际上，你们这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靠语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武力，靠枪杆子！”说这种话的人中有些是恶意的挑拨者。这个分裂将近一年以后，团派与414之间发生了武斗。但在1967年4月，还没有人预料会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双方领导人都急于在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夺取和行使权力，只想从政治上揭露和击败对方。原则性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只要能胜利，怎么做都是正当的。双方都努力使对方在政治上犯错误，以便自己可以抓住不放，为此目的，都试图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的战斗队。他们都坚决否认自己所有的缺点错误，夸大和嘲笑对方的缺点错误。双方都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利的话的指示，就捧为至宝，吹上天去，不符合他们胃口的就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当毛泽东批判所有那些“以我为核心”和“唯我独革”的思想时，团派和414都拿这面镜子去质问对方，“你们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们自己是核心呢？”而从来不拿这面镜子去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要以为只能以我为核心？”

　　毛泽东说：“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双方马上都抓住这个思想，414说团派是极左派，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团派说414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们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而且是资产阶级——如此而已！从这里再进一步的话——可以相信，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就要把对方当作国民党的代表。由派性的发展，还使他们随便歪曲对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干部问题。当然414也不是要解放所有的老干部，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批判他们的错误，只有那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应该恢复工作。同样，团派也不是什么样的老干部都拒绝，他们也愿意团结那些最好的干部。但由于414强调解放，团派强调批判，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简单化，使解放和批判成为直接对立的了。

　　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干部，凡是团派提出来要结合进革委会的，414自然就要反对，凡是414提出的，团派自然就要反对。双方挑选干部，不是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他们的历史，而只是根据他们表示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如果你支持我，我就解放你，如果你支持另一派，我就批斗你。”两派都把取得干部的支持建立在非原则的基础上，如后面所提示的，各派都在吸收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的同时，都吸收了一些非常不可靠的人—阶级敌人、国民党旧军官、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革的那些领导人没有帮助学生去克服这种资产阶级派性，相反，如戚本禹这样一个当时的造反派英雄，是鼓励这种派性的。他告诉414：“你们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要坚持下去。”同时他又告诉团派：“你们是真正的革命派，你们应该成为清华权力机构的核心。”从上面来的鼓励使这种偏向发展得更深更尖锐了。

　　“我们发展了三种互相联系的错误观点，”苏环良说，“首先，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第二，错误地估计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我们骂他们是保皇派或极左派；第三，我们只喜欢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而讨厌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就是坏干部！

　　结果呢，双方都想压服对方，从政治上搞臭他，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话里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就根本不理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当我们是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时，我们会含着眼泪学习毛主席著作，珍视毛主席的每一句话。而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有了权就完全变了，我们立刻变得崇拜自己的权力，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只选择可以作为支持我们观点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可能揭露出我们观点的问题的部分，我们害怕别人夺走我们的权力，但我们没有认真地想想怎样用我们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

　　清华园分裂为两个组织以后，有许多政治内容非常类似的活动，他们也拒绝联合去搞，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成为斗争的先锋和坚持革命，但双方都不参预或攻击对方的活动。

　　“我们都搞哪些活动呢？第一，批判刘少奇的论修养，”苏环良说，“这是继4月份批判王光美之后的首要任务。以后许多学生外出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发起了一个批判清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完全可以由两个组织的群众共同搞的，但权在头头手里，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两个组织联合搞什么活动的。

　　“拿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说，两个组织分别开会，学习的内容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就是不坐在一块儿，两个组织同时都要开大会、游行，但我们不走同一条线路或者不同时出发和到达。有时候，我们甚至比赛，看谁首先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都好像在开玩笑，做了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每当发表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立刻贴大标语庆祝，如果对方首先在突出的位置写了很好看的标语，我们就用纸贴住他们的署名，然后再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还比赛看谁首先在广播里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像这就能证明谁是最忠诚的。哪一派要是最后播出那就是不太忠诚或者是完全不忠诚，于是我们就说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尽量把毛主席每条新的语录用来为我们组织服务，我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它能用来反对对方。

“甚至生理缺陷和个人的小毛病都可以拿来利用，如414的头头沈如槐有一只眼斜视，尽管他视力很好，两眼都是2．0，我们还是管他叫‘沈斜眼’、‘沈瞎子’。

　　“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标准，是在两个组织合作的基础上定的。

　　“那就是财务预算，象他们能在政治问题上势不两立一样，他们也能共同在收据上签字，这是国家银行在发放资金时所要求的。1966年6月以前，大学财务科管现金支付（要由校领导批准），工作组了，它的领导干部决定这类事情，工作组离开以后，筹委会接管了这项工作（那时候造反派就得不到买纸墨、扩音器的钱），当井冈山联合兵团取代了筹委会，真正在学校掌权的时候，团派头头掌握了财务收支，但联合兵团分裂后，财务科的干部职工也都分别加入两派，国家银行不敢造成偏向，便决定在发放资金前要双方签字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便没有一方挑起和坚持任何斗争，否则双方就都得不到国家银行提供的资金。两个组织每星期一次，在一起安排生活费和其他必须的开支。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他们还都是各行其是。

　　清华大学组织的分裂，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群众运动中类似的分裂大约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大学，也出现在工业、商业、政府机关。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是难于搞清楚的，但一般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群众运动的发展倾向于分裂和陷入争夺组织领导权的无原则斗争中。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无原则斗争显然是与隐蔽的种种资产阶级权力观相联系的。以造反派正当地反抗压迫开始而以争夺个人名利地位结束。从正直的革命者堕落为搞阴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反动意识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改头换面发挥影响，有些甚至可以左右整个运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种现象时说：“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竞争的力量总是表现为两派。起初，出现许多倾向相竞争，但不久以后，便分化组合，直到只剩下两派，第三种力量不能存在时为止。他们还要斗争，都成为独立的反对派，他们既分道扬镳，又互相牵制，非常类似于西方世界的如美国的“两党制”，当然可以确切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派别制”。第三种力量一再兴起，但总不能站住脚，不久便被这一派或那一派吃掉了。

　　这种群众运动的第三个特点似乎是：每一派都要向外寻求支援，同其他同一观点的组织合作。这就使运动复杂化了，在实践中，这种联合并不是任何政治上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北京的好斗的造反派中，王大宾领导的地质东方红比起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来说，与蒯大富的团派在思想体系上更为接近。然而，在某种程度是因为蒯大富的纲领的某些方面批评了王大宾，王大宾就与清华414结成联盟，从此和蒯大富的团派结下了不解之怨。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与韩爱晶的“红旗”形成了“天派”（因其主力是航空学院而得名）。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造反派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与王大宾联合形成“地派”（因其主力是地质学院而得名）。

　　渐渐地，北京地区所有的其他派别组织都结合在“天派”、“地派”中，激烈地互相攻击，虽然他们经常是与对立派的某一独立的组织的关系比与自己这派的许多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某些问题上的临时建立的同盟不但可以取代“天派”、“地派”持久的联合的结果，还可以完全掩盖原有的分歧。这根本不符合按“保”和“革”（保守和造反）——这原是学生、干部、工人争论中第一位的问题，而是为了暂时利益把一切搞成了一团乱麻。最后只剩下一个原则：“我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我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在经过激烈的十分艰苦的战斗之后，到处都结下了不解之怨。

　　“天派”、“地派”的核心都是地道的造反派，他们曾经努力反对工作组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自己又没完没了地互相战斗，直到毛泽东来干预，这个干预后面将要谈到。

　　那么西文报刊曾突出报导的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司令部是1966年夏天由保工作组的保皇派成立的—象刘涛、贺鹏飞那类的人；第二司令部是一些象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那样的人成立的，他们反对工作组但又不愿意为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平反，第三司令部是蒯大富这一类人，1966年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在秋天取得胜利后才成立的。

　　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967年2月成立，合并了所有三个司令部，实际上多数领导人都是第三司令部的，因为那时其他两个司令部已经没有多少人拥护了。

　　五个最有名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和聂元梓，都是重点大学、学院的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担任了红代会的最高职务，他们之中聂元梓是最早的造反派，他们以“天派”、“地派”的形式互相对立、斗争，贯穿了整个1967年，而尤以1968年最为厉害。这种斗争激发和助长着类似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广泛深入的展开。

第四章第二节 大火向厂矿农村蔓延（下）

5．工交座谈会

到1966年11月，从中央到地方，工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卷入运动，许多领导班子瘫痪，各省、市、自治区厅、局以下生产指挥系统普遍失灵。全国范围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和红卫兵的大串连，严重地打乱了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面对严重的形势，周恩来、陶铸等人焦虑万分，忧心忡忡。11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11月15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指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起草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十二条”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它的主旨在于：打破此前中央多次发出的对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将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更广阔的领域。周恩来决定将“十二条”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讨论，征求意见。

11月16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5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7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座谈会开了近20天，大大超过了原定的5天。

座谈会上，几个月来被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与会者们纷纷抨击“十二条”，要求保持中央此前的一贯要求，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中央文革小组派记者参加了座谈会，以下是记者在11月19日至26日期间所写快报反映的一些情况：

一、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国家计委负责人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他说，目前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代表就此问题作补充插话，认为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因此，会议认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期分批地进行。

二、一致提出对工交系统要区别对待。西南地区的同志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要求<十二条>对这一点要作出明确的估计。谷牧提出对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三、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不然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

四、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如果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还有的说，现在工厂里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职工会、民兵，还有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五、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有的部长非常义愤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六、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长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情不舒畅，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1]

以上充分说明，要在工交企业搞文化大革命，阻力极大。这个阻力既来自工交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来自工交企业的广大职工。但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下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厂、农村。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

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职工代表会，宣读了“十二条”。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2]陈伯达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加上十六条、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3]在此之前的11月16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50多名学生去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连，遭到厂文革筹委会拒绝。机院“东方红”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人的“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马上表示支持机院东方红。11月18日，陈伯达到第一机床厂讲话，说：“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那一派都要鼓掌欢迎。”[4]11月下旬，100多名机院“东方红”与北航“红旗”的学生再次进厂，并支持该厂的造反派同厂筹委会进行斗争。11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三司”、北航“红旗”代表时，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到工厂、农村、机关串连。他在讲话中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去，我赞成大家的志愿”。[5]12月2日，“三司”向所属组织发出倡议，号召造反派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串连。

谷牧等人把与会者的意见集中起来，搞了一个对“十二条”的修改稿。在修改稿中明确写上了“17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另外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二、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这样，“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23日谷牧向与会者传达了李富春向他讲的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分批地搞，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关于文件的制定，毛泽东说，“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征求意见。毛泽东的表态看起来是对陈伯达的“十二条”和谷牧的“十五条”各有取舍，但基本精神明显是支持陈伯达的。此后，陈伯达将“十二条”修改后搞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并提交会议讨论。

11月24日，周恩来到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心里的话尽情发泄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到最后都站起来。大家的话题已不仅仅是工交座谈会所讨论的文件，而是讲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讲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担忧。周恩来充分理解他的这些部下，但也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左右为难的周恩来只能尽力将与会者向妥协的方向引导，他讲了这样一番话：“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6]与会者虽然还有不少保留意见，但还是通过了“工业十条”。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讨论通过“工业十条”。谷牧、余秋里等事先认真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12月4日，谷牧作了口头汇报。他在汇报中说：“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工交生产不能中断生产的连续性。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高级领导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考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不同。”“从这些特点出发，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拥护十条。”谷牧提出：一、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二、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三、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减下去的人员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到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他还谈到，大家担心的就是厂矿里面的派别组织，现在相当多的厂都有两派以上的组织，比如，“北京绝大多数厂矿、哈尔滨80%的厂矿、上海1200多个厂矿、天津300多个厂矿”。形成这种状况，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就是串连的学生。学生到厂里支持厂里的少数派。凡有派别组织的，发展结果都很难解决，有的发展成打群架，影响生产，少数得不到支持，就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告状。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不能全部采取停职，只要不是反党反中央，不是黑帮黑线，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到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工作，保他们一下。工厂里面党的组织不能中断，请中央批准，进一步把抓生产的班子落实一下，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领导指挥系统要建立起来，不能中断。

谷牧汇报后即遭到围攻。12月5日的会上，江青首先攻击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张春桥说：所谓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的估计，都是站不住脚的，看不到企业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康生从理论上分析道：社会主义工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它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总要有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党团组织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考验。会上的发言，毫无例外地都对谷牧的汇报和汇报提纲进行了否定和批判。

12月6日的会上，王力对支持谷牧、余秋里的陶铸发动了攻击[7]。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主要的就是讲生产，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陶铸同志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王力说，汇报提纲是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会上，谷牧和与会的李先念、陶铸、徐向前等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陶铸在发言中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都是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陶铸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还有怀疑情绪。陶铸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摸索经验，不要诚惶诚恐。对生产问题，既不要担心，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兢兢业业，不能松懈一点，松懈一点也不许可。

林彪在12月6日的会上给工交座谈会作了结论：这次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现在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以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针对周恩来所说的“势不可挡”，指责道：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这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就是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8]林彪很明显是代表毛泽东出来讲话的。他在讲话中还说：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讲话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又大大地升级了。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正式下达全国试行。

“工业十条”规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八小时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9]

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农村十条”是毛泽东亲自指示搞的，先后三易其稿，最后采用了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王力和戚本禹起草的稿子。林彪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批示：“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会议一致通过了“农村十条”。[10]

“农村十条”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11]

从此，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连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

第四章第二节 大火向厂矿农村蔓延（中）

3．安亭事件与上海《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6日下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和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红革会”、上海中学红卫兵“红反会”等召集上海十几家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开会。“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包炮、姜涛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17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共30余人。

北京来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在北京红卫兵的鼓动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计划于11月9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会议推选出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蒋周法（上海铁路机械厂）、徐美英（上海七四一服装厂）、叶昌明（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范佐栋（上海保暖瓶二厂）、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等7人组成成立大会的主席团，由王洪文负责。北京红卫兵帮助起草了成立宣言，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上海“炮司”为“工总司”提供了活动地点。为召开成立大会，借会场、布置会场、发海报等等筹备工作，都由上海的各红卫兵组织帮助完成。

当天夜里，王洪文、陈阿大等十余人，到协大祥绸布店和上海市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强行“借”走红布、府绸等100余米，作为“工总司”袖章之用。很多年以后，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后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1]

“工总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下午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

曹荻秋马上向中央常委陶铸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国、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曹荻秋决定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

9日下午，上万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但由于拥护上海市委的工人的冲击，会议刚开了半个小时就被冲散了。几千名“工总司”成员从文化广场走到市委大楼前请愿。后来由于下雨的原因，请愿的人聚集到了友谊电影院继续与市委代表、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谈判，仍然得不到结果。此时有辆宣传车广播：“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造反派因此决定上北京告状，由此引出安亭事件。

10日凌晨，数千名“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潘国平率一千多人登上了上海进京的红卫兵列车。列车于上午5时发车（到达南京后，奉命停开）。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强行登上了开往郑州的65次客车，声称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命令将列车停靠在上海市郊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的岔道上。中午12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31小时又34分钟。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有36趟北上的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11日上午，市委组织有关局的大批干部，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到安亭，劝说工人回厂。11日12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周恩来指示，发来特急电报，劝告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2]中央文革小组派副组长张春桥到上海会同上海市委处理此事。11日深夜，张春桥乘空军专机到上海后，未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从机场径奔安亭，与“工总司”和北京红卫兵代表谈判。张春桥在谈判后明确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同时“工总司”做出决定，把队伍撤回上海。

13日上午，上海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执行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精神。下午，张春桥到文化广场与回上海后一直聚集在那里不肯回厂的“工总司”谈判。张春桥在讲话中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他违反中央文革小组和陶铸指示及他本人上午参加并同意的市委常委会的集体决定，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被迫去北京控诉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派代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3]

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五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了陈的同意。15日，张春桥又和曹荻秋同赴苏州，与那里坚持北上的“工总司二兵团”[4]工人造反派签定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五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了他的两面派行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也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引起了上海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

许多工厂的工人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抗议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许多对安亭事件和张春桥签“双五条”强烈不满的工人，于11月26日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其成员以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党团员居多。“赤卫队”于12月6日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最多时达到80多万人。“赤卫队”是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立的，它成立后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

11月25日，上海“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被迫到会。经毛泽东批准到上海串连的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然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带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会后，“红革全”要求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成了这次大会的特刊，并刊有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11月27日、29日，“红革会”先后派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请示上海市委后，拒绝了“红革会”的无理要求。于是，“红革会”400多人于11月30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的行动得到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响应，但遭到全上海市大多数市民的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赤卫队员、工人和市民聚集在解放日报社周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辩论，要求他们尽快撤出报社。12月2日，大批“工总司”成员进驻报社，支持“红革会”，与报社外边的大批群众及赤卫队员对峙，双方频频发生冲突。《解放日报》被迫停刊。

12月3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季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革会”和“工总司”作说服、劝说工作，不但无效，而且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请示陶铸，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上海市委就坡下驴，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5]并于12月8日发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工总司”、“红革会”相继撤离报社。

4．“全红总”

在上海“工总司”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即1966年11月8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全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了。“全红总”成员绝大多数为临时工和合同工。“全红总”成立时选有总指挥（安徽的杜某某，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后退出“全红总”组织，参与组织全国性的复员退伍军人组织“红旗军”）和副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责人）但实际上的领导人为“全红总”的秘书长王振海（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和副秘书长周牧（贵州的临时工）[6]。

“全红总”成立的当天，就派了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红总”，并给予注册登记。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未予理睬。静坐持续到11月18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人数则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经请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口头承认“全红总”是合法的群众组织。11月27日，“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正式成立。12月5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于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之后，“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

从12月1日起，“全红总”组织各地临时工、合同工30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再次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和拨给活动经费。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同日，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并中共中央上送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同意为“全红总”刊刻公章，办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次达成“会谈纪要”，表示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月18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一司”、“二司”、“三司”代表。江青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指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象广播局就有500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7]

12月25日下午2时，“全红总”北京分团出动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大队人马开往劳动部，并迅速封闭了劳动部的所有办公室。

12月26日晚至次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红总”的15名代表。江青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的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插话：“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象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接着说：“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都让他们（指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等）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全红总”的代表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式，简直是包身工！”“同志们，这次反映情况对我们是很大教育。我建议：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江青问劳动部的两位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你们听到了吗？郗、李、王答：听到了。江青又问：能不能做到？郗、李、王答：能！”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这个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大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8]

在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全红总”代表所拟通知的文字为：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1966年6月1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第三条经江青修改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的字样。

江青还要求“全红总”办三件事：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拟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江青最后对郗占元、李正亭和王志杰说：“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第二天，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汽车，把“全红总”的总部委员（当时“全红总”共有总部委员80余人）接至全国总工会大楼。全国总工会陷入瘫痪。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其内容为：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9]

这一联合通告在印出尚未散发时，中央文革曾紧急指示“全红总”缓发此通告[10]，但“全红总”却抓紧时间，大量翻印，大量散发。这一联合通告和江青等人12月26日的讲话在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经济主义风潮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搞的《联合通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大约在1966年秋、冬季节，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劳动局于1966年12月2日转发了一份文件（[六六]沪劳企字第一一四号），这份文件是196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代表黄宇齐等签字同意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六条要求。这六条要求是：（一）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二）承认我们今天的行动（召集大会）是革命的；（三）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积极支持将群众意见向中央反映，请中央批示）；（四）从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黑六类除外）；（五）召集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六）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尽快复工，安排工作。（黑六类除外）。[11]

1967年1月8日，“全红总”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一些国家的外交官、驻京记者、外国专家等出席了会议。“全红总”一些人在会上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临时工、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并回答了外国人的提问。

1月16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这是江青12月26日讲话中提出的“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的扩大。

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他在讲话中还说：至今没有批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针对合同工、临时工及“全红总”问题发出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1967年1月2日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岗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特此通告全国，并可张贴。[12]

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全国性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全红总”等各组织的头头。3月2日，北京几十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王振海的大会。之后，“全红总”在各地的分团也被取缔，一些分团的头头被逮捕。

第四章第二节 大火向厂矿农村蔓延（上）

1966年10月以后，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发的大规模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快就突破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的规定，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严重干扰。

毛泽东原来并没有要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大搞文化革命的计划，所以他在1966年10月曾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春节前就可以结束了。但运动大规模展开之后，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泽东的想法也在不断地调整。1966年11月间发生的安亭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支持工人造反派造反，一下子将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原来只说“三里五界”[1]，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向厂矿农村蔓延。不久，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就都被席卷而入。

1．“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稿，他们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四十万职工的企业，决定用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7月2日，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2]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即发出。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最近时期，一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如钢、钢材、木材和煤炭）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的情况，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进度，也开始出现迟缓的现象，外贸方面开始有所下降。对于这些刚刚露头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看得见，抓得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高温雨季已经到来，防洪、防风、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因此，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3]

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一个《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进一步将不同单位的情况加以区分，分别提出了要求。

7月2日和22日的两个通知，限制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范围，起到了稳定基层、稳定生产建设单位的作用，暂时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震动和破坏。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陶铸主持起草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当天晚上，周恩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社论中的观点，提出：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受到影响。[4]周恩来在9月8日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要求：一、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二、各有关单位和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三、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那些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影响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四、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到业余时间去搞，在这些单位不采取直接罢官的做法，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可以推迟进行，等等。这两个文件起草后，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由于事情很急，毛泽东指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于是，这两个文件在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使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混乱的社会经济形势有所缓和。[5]

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6]

9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关于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由周恩来审定的中央批语指出：根据北京军区、山东、吉林、陕西等省军区反映，目前红卫兵组织已由学校逐渐扩大到农村、工矿企业单位。有的在民兵组织中建立了红卫兵，并携带武器，出现了动武行为，同时也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根据徐向前同志的提议，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不成立红卫兵和赤卫队等组织。农村、工矿企业的民兵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完成生产任务，搞好三秋工作。[7]

9月25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时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8]周恩来还说过：“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9]

本月，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批准，调余秋里、谷牧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余、谷两人各分管10个部的工作。

2．“工农反学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积极活跃的是学生。他们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又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他们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最能接受。和学生比起来，工人、农民则要显得保守的多。

1966年8月底、9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发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自动赶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9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市的工人、市民自发起来北京红卫兵辩论。其实，在全国各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及以下各级领导人时，都有大批的群众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学生，保卫当地的党政领导人。

1966年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一些学生发出《给全市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出“市委有许多严重问题，要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其他院校的学生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8月25日，青岛医学院学生在全市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青岛市委面对混乱局面，决定要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宣传队伍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青岛“八二五”事件。

其实，当时正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时候，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布了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青岛市委根本就不敢和学生公开对抗。市委于8月26日发出四条指示：一、工农兵要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绝不允许和学生发生冲突，绝不准斗争学生，不准到学校参加学生的辩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工人；二、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三、所有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到医学院外，说服工人和街道居民马上离开，不要在医学院周围进行宣传；四、大型的宣传一律停下来，主要搞小型，不要到市委驻地附近去宣传。

青岛的造反派学生向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几天之内，全国有20所院校学生赴青声援。8月29日晚，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山东化工学院及各中学学生联合来青串连的外地学生，在青岛市第二体育场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给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戴上“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批斗，并宣读了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青医、海院、化院师生作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亲率省委工作组对青岛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后，向中央作了汇报。8月30日，谭启龙受中央委托，率省委工作组再次到青岛，解决青岛问题。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撤销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青岛市市长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大批支持张敬焘的群众听后引起强烈不满，他们自发成立了“临时服务小组”，召开大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八二五’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谭启龙向自发大会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张敬焘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中央指示传达后，自发大会作出了建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恢复其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等《六项决议》。1日上午，全市流传“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和传单，各单位纷纷到市委向张敬焘送慰问信并形成游行庆祝活动，即所谓“九一”自发大游行，人数达15人之多（一说40万人）。一些人还到青岛医学院再次就“八二五”事件与学生辩论。当晚，青岛市委在人民会堂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形势和张敬焘并没有恢复职务问题讲话。讲话并没有能缓和大多数群众的情绪，反而形成了一个有四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大会接连向中共中央发出三封“十万火急”电报，再次要求中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并派人来青调查“八二五”事件。9月2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在市委同意派群众代表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意见后，群众才散去。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集会、游行、静坐和辩论不断发生，造成道路阻塞、交通中断，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活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9月4日，中央作出对青岛问题的三条处理意见：1、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2、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3、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10]。

也是在9月4日，青岛市副市长、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给中央文革小组打了一份“小报告”。王效禹在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王效禹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毛泽东于9月7日在王效禹报告上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11]，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12]

在造反的学生和维护市委领导的工人、市民之间，毛泽东明确地表示支持学生造反，而且就如何支持学生作出了具体的部署。9月11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并作出四条决定：（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13]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社论中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挑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社论提出：“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浓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社论号召：“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

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努力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解决工人和学生的矛盾。9月6日，青岛市委向全市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认真执行中央指示精神。谭启龙也给青岛市的干部、群众和学生发出公开信，提出解决“青岛问题”分两步走：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再解决青岛市委的领导班子问题。在省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市委分别召开了大专院校师生代表、职工代表和党员干部大会，谭启龙均到会讲话。20日，召开了有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和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谭启龙在会上讲了话。会议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党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由于各方代表意见分歧很大，协商会议没有解决实质问题，青岛市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造反的学生仍在不断发难，青岛全市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

青岛事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是什么阶级或阶层，只要你拥护文化大革命，你的行动对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有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支持你，否则就反对你。在过去的宣传中总是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学生要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教育。现在要反过来了。毛泽东后来就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14]。

1966年9、10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厂矿农村搞不搞、如何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还是游移不定的：一方面想保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工人农民影响和妨碍学生造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人民日报》上刚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马上又发表禁止工人农民干预学生造反的社论。

在学生的造反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各地也都出现了一些工人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在学生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有些地区在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后来被称为“官办”的工人群众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指示成立的。8月底、9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了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出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李井泉回答：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15]另据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1967年初所写材料中称：“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指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16]

随着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迅速开展，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于1966年9月下旬。10月12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17]10月19日，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杨承效和太原钢铁公司郭忠耀等6人发起组织了山西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18]10月下旬，在成都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1月初，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翁森鹤等赴北京告状，并在北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19]11月23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挂出“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翌日，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并于12月17日召开大会，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山东革命工人总指挥部”也正式成立。[20]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8）揭发刘少奇

　　象到新疆一样，清华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这类斗争，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使他们更加憎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远省份的左派受的压制比首都更加残酷和触目惊心。因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鉴于它的时间更长，所以什么运动都比首都和内地显著地落后。北京的学生比较活跃，经常是不守秩序的，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地区的群众运动由停滞的受压制的状况转变为轰轰烈烈，令人振奋。

　　他们每到一处，立刻号召造反，他们也得冒着第二次、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要被剥夺讲话的权利，组织的权利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总是要经历坚决对抗、争取群众支持、坚持斗争等几个阶段。

　　“从这一切中，”苏环良说，“我们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是权，没有政治权力，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有了权，就能坚持革命。看到那么多的地方，都由走资派掌权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极为愤慨，我们把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刘少奇身上！”

　　其他学生和苏环良一样，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关于国家事务如何管理，关于一个省、一个市、一所大学，它的现实的政治机构怎么样，是应该通过检验的，一场夺取权力的斗争是如何需要加以引导，他们所不用学的是如何准备自己去掌权。作为从北京来的斗士，他们总是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口号永远要比群众中的口号更为激进。当夺权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就想着去接管全国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开始以为，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那些特殊的组织和派系，革命就不能成功，只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该掌权。

　　但是1966年掌权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造反派学生和受他们激励而组织起来的群众，还在为争取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核心—的权利而战斗。在这个战役中，天安门广场10月6日的大会是个转折点。（译者按：此处大会地点有误，应为工人体育场的大会）这是个全国造反派的大会，他们一起来庆祝革命造反精神的胜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痛斥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他们来彻底抛掉党委和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的帽子。

　　蒯大富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这个事实使很多人改变了看法。在学校里，他自己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两个星期前才刚刚成立。这是由所谓第四类的“反革命核心”组成的，这些人，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因为他们被清华工作组搞得太臭了。现在这个组织成了全国造反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坚贞不屈，寸步不退，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威信极高，名声远播。

　　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给“反革命”平反，还是揭露工作组权力的根源……这些问题在8、9月份都已经提出来了，而10月6日的大会是这种斗争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造反派士气大振，继续发动攻势，保皇派组织开始溃退。到11月底，清华大学保皇派红卫兵部分人组织了个造反团，脱离了原来的组织，这引起了大量的个人反叛和成群结队的退出。

　　保皇派死硬分子害怕他们的路线的彻底崩溃，就改变策略，他们把一腔怒火从造反派身上转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身上，指责它执行了极左路线，形左实右的路线，是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陶铸发动进攻的政治基础。他是几个星期前刚从南方调到中央来的。陶铸的路线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中央文革的同志在内。“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保皇分子说，“踢开中央文革！我们不要保姆！”在右的方面，他们自身难保，突然又从左的方面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借口，一旦得逞，将扼杀整个造反运动。在清华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贺鹏飞和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在这些基层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央内部也在进行斗争—为刘少奇掌权而作垂死挣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激烈地反对这种“踢开论”，而团结造反派继续革命。在她的帮助下，清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联合，废除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合并为井冈山联合兵团，与此同时，保皇派的组织土崩瓦解了，清华红卫兵的残部公开烧毁了他们组织的印章，然后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新成立的兵团。这个大会是在11月19日召开的，这是清华造反派运动的高峰。所有这些政治上活跃的学生、教职工都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反对力量完全崩溃了。“保皇派被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垮了，权力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了。”苏环良说。

　　整个运动的矛头便直接指向刘少奇。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这位共和国的主席被学生们指名道姓地宣布为走资派，从此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国内外对刘少奇的正式称呼。

　　1966年清华发生的事件都是在全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参加了政治活动，后来又扩展到工厂、农村。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早期红卫兵和8月5日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

　　造反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向控制他们的人发起挑战，当权派很快就拼凑成名义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忠于自己的红卫兵（当然通常先有保皇派组织）。当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联络的必要，各群众组织先是派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和那些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串连，同时揭露那些当权派和运动领导人的问题。北京学生走出去，如我们看到的，去组织年轻的造反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跑到北京来，找他们所最崇拜的学生组织进行串连，来看北京的大学里那些充满了生气的大字报，把北京的斗争精神带回自己的组织里去。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要求到北京串连的人增加了好几倍，不只是为了串连，学习革命经验，而且为了亲眼看见毛主席。由于乘车不要钱，后来的三个月里，数百万的人涌进了北京。他们的住宿、吃饭和对他们的其他照顾，从财力物力上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压力。所有的大中学校都成了临时招待所，单清华一处，那时期就接待了4万多年轻的参观者。总的看来，这种惊人的旅行的政治意义在于鼓励造反，加强左派，暴露右派。但是仅仅一次上北京的旅行是不能够把问题搞清楚的，特别是自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分裂成至少三派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如已经知道的反对工作组的斗争—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重新进行战斗。

　　秋天，天气渐渐凉了，大量的外地串连学生也渐渐地少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所有的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免费运送那些串连学生回去。很多学生响应了这个号召，也有很多学生继续以步行串连，用长征来代替乘坐火车。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联络，联系群众，在路途艰难之中激发革命意志，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地。苏环良等沿着1935年红军长征路线相反的方向，从贵州遵义走到湖南的韶山，共约650公里。

　　高衡庆，清华化工系的学生，父亲早年是福建福州市的三轮车工人，和其他13个人一起从福州走到江西的井冈山，路程350公里。他们非常爱听老农们回忆内战时期的故事。那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当权派害怕出现造反，所以乐于看见他们这伙好斗的年轻人继续向穷乡僻壤跋涉行军，发给他们在路上每天8角钱的补助费。这些年轻人出去了，本地的形势自然会更加稳定。当然如果有一个学生走丢了，其他年轻人肯定会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还会动员留在家里的人造反。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敬如上宾，给他们住好的旅馆或招待所，给他们吃好的饭菜，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一派，也比用遣责和镇压的办法迫使他们造反强。但是，如果认为当权派学得快，那么年轻人学得更快，他们拒绝了所有这些糖衣炮弹，他们改变了继续长征的计划而决定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那时候清华的斗争性强的学生于1966年11月中旬大多数都回到自己的学校去了，去搞造反派的大联合和开展公开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由于清华长期以来就是走资派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堡垒，而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又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典型，它也就成了批判刘少奇和他的路线（他的路线曾破坏了这里的运动）的典型。实际上是采取了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对抗的形式。从王光美8月份离开清华园以来，受过她镇压的学生就要求她回来当面接受批判。11月中旬，联合兵团成立以后，恢复了精力，学生向中央和中央文革一再要求把她送回清华接受批判。蒯大富甚至戏剧性地组织群众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但是如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而没有同意。

　　1967年1月6日，在上海工人、学生、革命干部进行夺权的前夕，蒯大富和他的亲信们把王光美弄到手了。他们说服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向她询问了过去的事情，要求她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的新的革命热情，要她同父母划清界限。让她打电话给她妈妈说病得很厉害，要汽车来接她。这电话不仅把王光美，同时也把刘少奇也骗来了，他们被蒯大富抓住了。刘少奇被释放回城里去了，而王光美被留下并被带到一个群众大会上去接受批判。对于这样的既成事实，周恩来下了三条指示：（1）要讲道理，不许动手；（2）不要进行人身侮辱；（3）要给她适当的食物和住所，做完检查立刻把她送回中南海。

　　蒯大富只传达了第一、二两条，没有传达第三条。这个群众大会是失败的，学生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没有关于过去的路线、政策的事实来进行正确的揭发，只是少数人发言，而王光美一反驳，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这个大会以前，很多左派都外出了。王光美是很机敏的，接触到重要问题她就拒绝回答。她声称这违反保密原则。“因此我只能向毛主席、党中央谈，我不能泄露国家的机密。”她说。这样，她就挫败了她的对手。用事实和辩论打不倒她，最后蒯大富只得把她赶下台去。但是没有立刻送她回城里去，而是把她带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让他的副手对她进行威胁和严加盘问她的秘密。但这也完全没有用。这一切都直接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违反了毛泽东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预兆，予示着有朝一日，学生们肯定会去擢取权力的。

　　4月，批判刘少奇的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从全国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显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因此，当清华造反派再次提出要求当面批判王光美的反动路线时，得到了批准。4月7日，全国发行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的社论，题为《“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这篇文章点了王光美的名，详细地批判了她在清华的错误。4月10日，她被送回清华，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受批斗。有将近50万人参加，很多人从河北保定、天津等地赶来。这次准备得充分些，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一辆广播车在城里来回宣传这次批斗大会的消息，到处张贴着大会的海报。包括中学、工厂在内的约300个组织受到邀请，他们有的派代表来，有的干脆宣布放假关门，全体都上清华来。大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广播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千名清华的师生，夜以继日地总结刘少奇文化革命前后的材料，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材料都收集到了。经过详细审查、整理，然后公布出去。校园内，马路两侧到处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北京的草席都用来作大字报棚贴大字报了。还采用了评论、漫画、图片、诗词等形式，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

　　为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成立了特别的指挥部，下设几个组：大字报组、对外联络组、后勤组等等。

　　“我们看到王光美低着头站在台上听我们批判时，我们又回忆起去年夏天她是多么严厉地镇压我们，我们感到我们是真正站起来了。”苏环良说。

　　会上，让王光美高高地站在四把椅子搭成的台子上，以便让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见她。她头上滑稽地戴着宽边草帽，象英国贵族在游园会上戴的那种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串染成金黄色的乒乓球，她那丰满的身上穿着紧身旗袍，脚上穿着高跟鞋。她的这全套怪诞衣装，是模仿几年前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衣装。

　　“这样做不好，”苏环良说，“这违反了政策，这样的模仿是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这损害了批斗大会的思想上的严肃性。重要的不是去嘲笑她的资产阶级外表，而是揭露她的错误路线和工作方法。”

　　王光美后面还站着六个领导干部，他们都是清华历史上的反面角色：彭真，前北京市长；陆定一，前中宣部长；蒋南翔，前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薄一波，前国家经委主任；杨天放，前林业部长、清华工作组副组长；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他们六个人在会上都发了言，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揭发王光美。在他们之前是由曾经受过她—刘少奇的爱管闲事的夫人—的迫害的人的控诉。

　　会议开始是由两个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发言，其中一个人曾在残酷的镇压下被迫卧轨自杀，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面发言的是一个“靠边站”的干部，再后面是一个从桃园大队来的农民发言，这个正直的人被王光美撤掉了队长职务，换上了不称职的拍马屁的人。

　　这些王光美的受害者的控诉，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他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刘邓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个喉咙里发出的吼声，象汹涌的浪涛此起彼伏。

　　他们猛烈抨击这个戴着草帽和乒乓球项圈，外形丰满的王光美。看起来她站不了多长时间，但还是让她一直站着。大会继续进行着发言，……彭真、陆定一、叶林……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发言，他是在北京广播电台的代表西德尼．利登倍格，他带来了国际友人的祝贺和支持。

　　这次大示威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是蒯大富，这种权力使他成为清华井冈山联合兵团这个全国最有声望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这以前蒯大富的名字还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的话，这次大会也会促使他成为这样的名词。

　　群众直接批判王光美标志着北京批判走资派达到了高峰。与会者的团结、热情使所有的人增强了能力、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但是实际上，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出现了磨擦，这种磨擦又腐蚀着造反派的团结、意志和成就。尽管如此，在大学里他们还是巩固了他们所赢得的地位、威信和权利。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7）学生串连

“在开往新疆的火车上，播放的都是旧音乐，”苏环良说，“我们对这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没有政治内容的广播极其反感，就去找列车长。

“‘我们红卫兵要接管广播站！’我们对列车长说。

“列车长看着我们，感到很惊讶，他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好吧！’他说，‘就按你们的意思来管吧，可别弄坏了设备。’

“他带我们去广播站，并告诉我们如何使用那些广播设备。我们安排一天播放三套节目，播诵关于北京文化革命的文章，北京三十六中学和清华大学学生写的具有造反精神的文章，旅客们都支持我们。

“发生了一些可笑的事情。我们挑选了一张我们熟悉的唱片，歌名是《新疆人民歌唱毛主席》，唱片放到转盘上以后，刚响了几声，唱针就在唱片上乱跳起来，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们赶快把它停下来，把唱针重新放好，再开始，还是老样子，那是因为唱片太旧了，已经不能用了。列车长听到这尖锐刺耳的声音，赶忙从列车的那一头跑过来，他以为我们弄坏了他们的宝贝机器。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他还是认为唱片是我们弄坏的，这以后，他就寸步不离开这里了。

“我们临下车时，要求他们以后继续像我们这样播放革命的节目。列车长说，‘你们教育了我们，我们一定继续下去，欢迎你们随时到这里来为我们编排革命节目。’”

这个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从北京出来的学生造反派，到全国各地以后，都要号召当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总是充满了自豪感地向权威挑战。

给我们提供情况的这几个学生，那时候都出去串连了。其中第一批出去的有苏环良，他是被系里的同学推选出来去天津大学的。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造反派组织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在8月上旬，天津造反派受的压制比以前清华大学的学生受的压制还厉害，他们到北京来请求援助，所不同的是，天津大学党委仍然掌权，并得到由他们一手包办的保皇派组织的支持，造反派被他们从行政上进行压制。这些后来被称为“八一三”红卫兵的少数造反派决定步行到北京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他们于8月12日晚上，逃出保皇派的包围，开始行军了。国家领导人对造反派的关心使天津的当权派改变了他们的态度。[1]这应该能给其他地区的当权派上了重要的一课。但实际上，各地的领导对此领会得很慢，许多地区对造反派的镇压仍在继续，毫不减弱。

河南就是其中之一。金寅生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他是这些天来和我们谈话的学生中比较固执的一个，26岁，老家在河北邢台农村，那里曾在1966年遭到了毁灭性的地震。瘦高个儿，典型的北方农民模样。高颧骨，方下巴，剪得很短的平头，赋予他一身军人的风度。他说话慢吞吞的，很沉着，很少有间断，虽然其他人经常要打断他。

“1966年8月26日，我们清华、北大的一伙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郑州。在郑州大学，那里的人们还在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看那气氛，好象还是由工作组控制局面。所有的发言都得到支持，而且又都长达一个多小时。辩论的题目是“党言川（郑州的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他也曾经反对工作组，他被打成反革命还因为他曾去北京告状。

“我们三个清华的学生烦透了那些长篇发言，第二天晚上，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又开始了。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实在受不了那些长篇发言，我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但我们得不到发言的机会。于是我们就递了张条子上去，条子上写着‘这不是辩论会’，署名是北大、清华联络站。

“这张条子一念，立即在会场上激起了一阵波动。人们交头接耳，有人在说‘北京学生来支持我们了！’我们并没有上台发言，只是默默地穿过人群离开了会场。

“第三天晚上，我们决定首先发言，在会前就排好顺序，清华第一，北大第二……每个发言仅10分钟。我在发言中说：‘党言川到北京去是革命行动，他相信党中央，把他打成反革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干的！’

“那里的规矩是按顺序一个一个的发言，但我刚一讲完这些话，会场就沸腾起来，会议秩序变得混乱起来。在我发言以前，人们坐在那儿，抽烟的、扇扇子的，也有人坐在扶手椅里打瞌睡。但我一发言，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人们冲到前面来，围着舞台，高呼着‘好啊！太好了！’

“党言川也走上前来，曾深受打击的他感谢我们说：‘你们给了我多么大的支持啊！你们一定要到我的宿舍里去，我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说。’

“但是会议结束时，反对我们的人不让我们走。他们要和我们辩论，想说服我们。郑州大学校文革的人曾经欢迎我们来这个城市，还为我们找了住处。他们感到很意外的说：‘我们欢迎了你们，你们却支持了他们！’

“我们这伙人走不了了。这里的受压制的少数造反派向我们发出各种邀请，请我们去住，请我们去谈话，唐元川说：‘你们最好还是到我那儿去，你们在这里肯定要受围攻的。’

“但是我们说：‘没关系，我们都留在这里！’

“就在那天晚上，河南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来找到我们，了解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我们觉得他的胆子可够大的，竟敢来找我们谈话。

“‘你应该支持党言川，而不该压制他。’我们说。

“后来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写了一张题为《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其中写道党言川的北京之行不是错误。这张大字报就是在我们发言的那天夜里贴出来的，第二天，刘建勋接见了我们全体从北京来的人。接见中，有个郑州大学校文革的人闯进来说，‘你们是党言川的代言人，谁让你们来的？’他们还在墙上刷标语：‘救世主滚出去！滚回北京去！’‘下车伊始哇哇乱叫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刘建勋叫他们不要那么粗鲁，说，‘这是我的北京客人，我们正在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我们向刘建勋指出，他的态度不够明朗，虽然他承认党言川上北京的行动不是反革命的，但没有肯定这是革命行动，我们要求对任何事件旗帜鲜明。外面围着的人喊着骂刘建勋的口号，他们因为不让他们进来而感到愤怒。

“‘你们看，’刘建勋说，‘我为你们辩护，得罪了他们，工作很不好做啊！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和刘建勋谈话后，我们就离开了，但保皇派包围了刘建勋，不让他走。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北京联络站的人后来分开了，我到郑州技校去。我刚一到那里，就听扩音器里宣布说‘北京红卫兵要来这里作报告’。我根本就没准备在那里做什么报告，只是想参观一下校园，看看大字报，然后再决定怎么办。但是他们把话筒伸到我的鼻子前面来了，于是我只好讲点什么。我讲了王光美如何镇压我们，我们如何反击，我讲到了造反精神的重要性。那时，一般的组织都在围绕着党言川的问题进行辩论，我们不想辩论这个问题，因而搞得很紧张。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和我们辩论，但实际上是围攻，根本不是什么辩论！

“河南省委那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北京红卫兵的表态是革命的，不应该反对他们的活动。’

“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受压制的少数派造反派都来找我们，叙说自己的遭遇，讲他们如何被禁止离开郑州去北京串连，领导不给他们串连经费。

“于是我们说，‘我们一定将你们的问题反映给省委。’刘建勋曾经说过，他任何时候都欢迎我们去找他。但当我们来到省委办公厅时，受到警卫的阻拦，最后是另一位副书记王维群出来接见了我们。

“我们说：‘文化革命是运动，如果你们不让人们动，那怎么能搞得好呢？’

“王维群说，‘我们是同意让他们去串连的，可能是下面的问题。’

“我们齐声嚷道：‘你必须让他们去！’

“‘我写个条子他们就可以上火车了。’他说，于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大学里每天晚上继续辩论，刘建勋曾经派了一个采取压制政策的工作组，当揭发到他时，他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他又说，郑州大学党委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的，因此他要保护它。

“他的这些讲话很出人意外，学生们的进攻一下子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会议陷入了混乱。

“我们发言说，‘现在是发动群众的时候，应该把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

“从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公开的保党委，于是双方都来找刘建勋辩论。在北京红卫兵来到的这一天，辩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刘建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和我们握手的时候说：‘炮轰我是好事，如果我是人，真的假不了，如果我是鬼，那我也跑不了，我欢迎你们的批判。’

“按照我们在清华的经验，我们分析了郑州大学工作组的罪行，然后写成了一张大字报，用事实说明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完这张大字报我们就要出发到别的地方去了。保皇派见北京来的人都支持党言川，也开始产生了动摇。于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和他们会谈，想通过会谈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说少数派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阶级出身和他们一样是好的，这种观点他们接受不了，他们向我们介绍党言川如何坏，介绍了他们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党言川的材料，说他为了个人的利益上北京去告状。但是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怎么能说成是坏事呢？难道人民没有告状的权力吗？

“他们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们以我们在北京斗争的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多数派开始接受我们的观点，并保证下午就转变立场。

“从这以后，党言川的组织迅速壮大成为称为郑州大学联合委员会的大组织的核心，很快成为了多数派，而且成为河南文化革命的中心。”

省委出来支持造反的少数派，河南省是人们公认的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允许不同政治观点的红卫兵免费进行串连的省。对此，毛泽东曾赞扬了河南省的领导人，并在1967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批准刘建勋任主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纪登奎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以深刻印象，他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如果说河南的文化革命组织得比较容易，是因为它的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开明的态度，那么新疆的情况就是完全相反的，那里的党内当权派严密控制、镇压学生运动，并动员人们反对北京来的红卫兵“煽动者”。

苏环良在支持天津八一三组织后回到北京，然后又挑选了一批富有斗争精神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还讲血统论，所以选出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他们的旅行首先达到甘肃省的兰州市，那里的学生造反运动曾经被保皇派扼杀了，在毛泽东8．18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激励下，兰州的造反运动很快又发展起来了。8月26日，苏环良一行登上了去新疆的列车，与他们同行的还有10个北京三十六中的女孩子。

苏环良这样叙述道：

“我们的旅行不用车票，只要出示一下学生证就行了。吃饭我们自己花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只需向地方政府打个借条就可以借到钱。后来在9、10月大批涌到北京来的学生，吃饭是不要钱的，而且农村来的学生还发给路上的伙食费和补助费。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二话没说就打听去新疆大学的路，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戴着袖章，排着队，唱着歌出了车站，街上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们。

“我们一到新疆大学，立刻去找大学党委。这里所有的领导人还和文化革命前一样，根本没有出现过造反。

“党委副书记出来欢迎我们。

“‘欢迎，欢迎！’他说。

“他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那真是个漂亮的地方，周围摆的都是沙发。我们看不惯这一套，拒绝进去。我们在外屋，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们派几个人去找地方住，我们宁愿住在普通教室里。后来我们被带到他们指定的住处，那里有扶手椅、弹簧床和毛毯，他们想收买我们！

“因为无其他地方可去，所以我们决定先搬进去。我们一到达就有人报告了自治区党委。8月28日有个人来看望我们。从窗户里我们看见他从他的大轿车里爬出来，向我们这边走来。他是个矮胖子，有一副领导人的架子。后来知道他是武光，自治区副主席和党委副书记，新疆的第三号人物。我们从新疆大学的学生那儿了解到他们学校的领导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而他就是一个应该对此负责任的干部。

“‘我很抱歉，昨天没能去欢迎你们！’他说，‘可能这个地方不太好，你们搬到军区招待所去住吧！那里条件好一些。我愿意带你们去看看乌鲁木齐的风光，……你们尝过我们这儿的瓜吗？新疆的瓜是很有名的！’

“好一篇欢迎词，我们气得跳起来，‘现在不是说这种废话的时候！我们是来调查你们在新疆执行的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用跟我们说什么风光、甜瓜一类有胡说八道！’

“然后我们向他反映我们在大学里听到的各种问题。当我们知道他过去曾在北京航空学院当过书记，也就是说他曾在蒋南翔领导下工作过，我们便动员他揭发蒋南翔的问题。

“他一听就慌了，说了一句‘你们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说完就溜了。

“我们分头去城里各个中学了解情况，发现他们受压制是很厉害的，第一中学的学生写了几张批判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就被打成反革命，他们的父母受到威胁说，如果不同他们的孩子断绝关系，就要停发他们的工资。

“我们到处受到他们的包围，他们喊着‘王恩茂万岁’的口号，王恩茂是自治区主席兼党委书记。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小独立王国的心脏。自治区党委显然没有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全国的工作组都要撤销的决议，实际上，他们派到各中学去的联络员就是充当着工作组的角色。

“我们决定一定要去见王恩茂本人，我们一伙一共20个人，来到自治区党委的接待室，要求王恩茂出来听取意见。

“‘你们是什么人？’负责的办事人员问。

“‘我们是北京红卫兵！’

“这个人出去了一会儿，然后领我们来到另一间接待室。出来几个人和我们握手。其中我们认得有武光。我对面坐着的就是王恩茂。

“‘我们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工作的，’王说，‘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当然还有不少问题，欢迎你们提出批评和意见。’

“于是我们摆出了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我们指出，他们一面撤出了工作组，一面又派进了联络员。我们说话时，坐在我们后面的四个秘书记下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同时他们还用录音机录了音。

“王恩茂开始是一副笑脸，听我们一说话就变了脸色。我们要求他派人下去检查工作，解决我们提到的压制群众的问题。‘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们说，‘你将走向反面，从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

“我们回到住处后，没有过多长时间，来了很多人要和我们辩论，他们说我们是北京的右派，是因为在家里太臭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来回答他们，大字报的题目是《炮轰王恩茂》和《支持中学造反派》。这以后有许多群众来找我们，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更严重的问题。不只是当地的造反派受到攻击，我们也同样受到攻击。不久，我们又贴出一张大字报。除了被包围要求辩论外，满街的大喇叭里不断广播攻击我们的文章，甚至在大学的食堂里也放着这样的广播。

“9月3日，我们又去找王恩茂，抗议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想向他讲述周总理讲过的文化革命路线，但王恩茂根本不理睬我们。

“有很多受过压制的人支持我们，我们在王的办公室外面等他出来，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我们宣布，他不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坐在自治区党委的院子里，另外有二三百个新疆学生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绝食。我们一面等一面召开会议，揭发王恩茂的反动路线。

“为了破坏我们的会议，党委用两个大喇叭进行广播。说我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是和苏修、印度反动派一样坏。看到有新疆学生和我们坐在一起，当权派就叫来了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通过喇叭喊话。

“‘……我是你的妈妈，你不要受北京来的反革命的骗了，你要是坚持你们那些无理要求，我就和你断绝关系！’象这样用父母或别的亲属喊话。

“但是我们坚持斗争，群众看到他们那样压制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不顾饥饿，决定派人到街上讲演，阐明事实真相，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绝食，揭露王恩茂的反动行径，并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

“越来越多的群众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勇气倍增，但同时也因为整天不吃饭而感到非常饥饿。从北京出来时，我们只穿了件单衣，现在坐在这露天里，一阵冷风袭来，冷得我们直打哆嗦。新疆学生看到我们的困境，马上拿来许多绒衣、汗衫、衬衣。于是我们继续坚持守夜。这事件越闹越大了。

“第三天下午4点，王恩茂终于出来了，他也怕把事情闹得太大了。他由警卫员簇拥着出来，坐在我们前面的平台上，事情就是这样的可笑！‘你们还是取消你们的示威吧！’他说，‘你们的行为完全是错误的！你们要见我，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仔细地看吧！’就这样，他又回到后面去了。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绝食了，不管怎么说王恩茂已经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赢得的一个胜利。我们决定停止绝食，开始找东西吃，并继续在大街上开展斗争。任何时候我们住处门口总有一个放哨的，他们说这个人是来向我们表示抗议的，但实际上，所有来找我们的人都被他记录下来了，这样他们就掌握了并可以威胁所有和我们联系的人。来访的人一回去就要被迫交代，他为什么要来看我们。

“开始，他们给我们吃得还不错，但当我们继续斗争时，他们就只给我们吃煮土豆和又干又硬的面包。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出去，就要受到围攻，不久我们得出结论，要出去就一大群人一起出去，否则肯定会被围住不让你走。所有围攻我们的人不象是普通群众，而象干部，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组织的，辩论完一个问题又接着一个问题，总是没完没了。后来我们知道，党委把他们的干部分成三部分，轮流和我们进行辩论，目的是为了要把我们赶出新疆。

“天气渐冷，党委给我们每人发了件老羊皮袄，我们坐在地上和他们辩论，但是这些干部不让我们去吃饭，不让我们喝水，甚至不让我们上厕所。

“有一次，我们四个同志被人围住辩论了整整10个小时，突然有两个中学生穿过人群，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大饼。‘你们做得太过份了！’他们喊着，‘至少得让人吃饭哪！’

“街上的人也都跟着喊：‘让人家吃饭！让人家吃饭！’

“这些干部还想尽了一切办法限制我们，我们很难得到纸张，没有油印机用，我们凑齐了钱相买一架，可是所有的商店都发誓说没有货。我们知道又是对付我们的伎俩。我们试着走进一家商店，碰巧发现一架我们想要的油印机，于是就说：‘我们要买这个油印机！’

“柜台上的售货员把他们的经理找来，经理说：‘这个油印机刚进货，我们还不知道价钱，不能卖！’

“我们的希望又成了泡影。后来我们到农村去找油印机，最后还是用一个简单的纱网来解决问题，我们用一个竹片，把油墨涂在纱网上，印出了好几百张传单。但我们是无法和他们相比的，他们的传单成千上万，满街都是。对他们的广播我们也毫无办法，他们还有广播车，而我们却是一无所有。

“但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把写得简单明晰的大字报拿到公共汽车站，把大字报贴在公共汽车上。这样，满城跑的公共汽车就把我们的观点带给了全城的人们。我们还碰到一个维吾尔语的障碍，他们写字是从右向左写，我们不懂，我们印的维吾尔语的传单都印反了。

“那时候我们工作多么紧张啊！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实在累了就在羊皮袄里打个瞌睡，然后起来再继续工作。

“当权派造了许多关于我们的谣言，他们说我们都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公安机关正准备材料，要在9月9日逮捕我们。

“这时期，人民日报上正号召工人农民，要支持革命学生。要逮捕我们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们缩了回去，他们准备的那些材料再也没派上用场。

“我们的斗争一直支持到10月初，我们决定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10月4日我和一些新疆学生一起回到北京。中央将我们安置在贸易部的招待所，让我们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录音，那时我们正好不在北京。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也接见了我们，并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指示的大意是这样的：同反动路线作斗争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防止坏人乘机在边境地区制造混乱，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办事。

“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了支持，但是新疆的同学仍在受压制，因此我们要回去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他们。我们还在10月6日的北京群众大会上做了报告。在那个大会上，由蒯大富领着红卫兵，宣誓要忠于毛主席。

“这时候，那些与我们同来的新疆同学也都觉醒了，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组织他们成立了乌鲁木齐红二司，王恩茂勉强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人民日报》把它发表了。这样，乌鲁木齐的形势好转了，更多的人起来批判王恩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觉悟了，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批判保皇的红一司的路线，三千名积极分子参加了我们的游行，街上的人们都向我们鼓掌。

“我们看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恩茂不得不退却了，于是我们认为形势大好，新疆的人民一定能够把自己的革命坚持下去，我们就坐火车回到了北京，这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了。”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6）两条路线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6月1日到10日，是清华师生起来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旧当权派中其他走资派的造反的10天。第二个阶段从6月10日到7月31日，是50天的白色恐怖，工作组镇压学生造反，把最富有斗争精神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作为集中批判的目标。

8月份，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开始了。学生运动中的两条路线逐渐明朗化，斗争逐渐尖锐。我说明朗化是因为那时候两条路线是看得很清楚的，一方是开始造校领导的反后又造工作组的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开始保校领导后来又保工作组的人。这些不同观点的人们从组织上来说，真正的造反派力量集中在8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这就是所谓“8．8派”，后来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然，保皇派力量在8月9日也召开了一个联络会议，形成了一个联盟，称为“8．9派”，已经存在的筹委会是这一派的核心。刘涛、贺鹏飞命令他们的拥护者团结在一起，反对组织起来的造反派。

造反派和保皇派泾渭分明，阵线清楚。在有组织以前，都是采取以宿舍为单位的形式进行活动的，成立了组织以后，都是通过组织来进行活动。一般说来，经过整个夏天和秋天，造反派的力量增强了，保皇派的力量消弱了，直到12月最后至少在组织上完全崩溃。但是在斗争过程中，在保皇派保持攻势的时候，他们的组织人数也有少量的发展，直到年底，他们一直保持有相当大的力量。6月份，保皇派明显地占多数，8月份，他们还能和造反派势均力敌，但到了10月6日以后，自从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国造反派大会以后，确实给造反派扫清了道路，保皇派迅速瓦解。

当然，清华有很多学生和职工在斗争中哪一派也没有参加，只有少数人始终一贯地积极参加造反派或是保皇派。全校40000人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在运动的高潮时参加进去，而在低潮时倾向于中立，一直到最后，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的程度时，实际上参加的不过只有几百人而已。很多人完全离开了这个地方，直到秩序恢复了以后才回来。还有很多人置身于派性斗争的狂热之外，呆在自己家里逍遥。

8月份，造反的“8．8派”或者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吸收蒯大富和他的最核心的支持者（即被工作组划为四类的反革命死硬分子），蒯大富曾遭到那么多人尖锐地遣责，也曾被那么多人坚决地捧为最有造反精神的人，虽然“8．8派”同情他，却又不敢与他为伍。他们的组织的目的就是为“反革命”平反而斗争，但一直到蒯大富恢复了名誉，他们也没有联合他或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行列。这就迫使蒯大富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是在工作组垮台大约两个月以后，在保皇派成功地打垮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之后的9月24日发生的。

政治斗争的深入发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群众运动的原则目标是什么？现在是应该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还是应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整个群众运动来说，最初是有领导的，但从工作组一垮台，上述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7月29日清华工作组正式撤出，并将权力交给选举出来的筹委会。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来到清华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8月4日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名普通群众和中央、北京市委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工作组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镇压了群众运动，而没有团结广大师生群众揭发当权的走资派。他们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矛头对准学生，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在于保护清华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镇压革命。周恩来赞扬学生造反派反对工作组的行动。

当然，这个讲话等于是在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周恩来指出，革命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他还说，这些错误的责任在北京市委和中央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同志，也就是说，他自己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同时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作为当时在北京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刘少奇也必须承担责任。

这个讲话极大地鼓励了造反派，给了他们继续斗争的正确的理论基础。但是没有彻底解决受镇压的革命者的问题，和今后运动的主要方向问题。周恩来只是全面地平反，而没有涉及具体的问题。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因而普遍认为学校的那些“反革命”必须给予正式的平反，某些更高的权威必须负责为那些实际上是革命者的“反革命”摘帽子。否则将使几百人还拖着随时可能被人来整他们的辫子，这就会在斗争尖锐的时候，搅浑了水。

此外，虽然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显然没有明确以后的群众运动是应该继续揭发这些错误和追查根源，还是应该回过头来批那些已经打倒的走资派。

8月8日，造反派集中在他们的联络会议上，认为如果不首先搞清楚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就不可能继续调查走资派的问题，因为这种反动路线最终是保护走资派的。

他们还认为，除非正式公开摘掉他们的“反革命”帽子，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参加革命，因此，他们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给所谓的“反革命”平反的口号。

8月9日，由筹委会召集的保皇派联络会议上，公然不同意周恩来的讲话，他们不接受周恩来的分析，不承认对工作组的批判，而号召所有的人抛弃宿怨，不记前仇，全体团结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旧清华党委的走资派体系。对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是企图限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和批判，而这种揭发很快就要涉及到刘少奇。对刘少奇来说，危险在于它将揭露出，不仅要为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责，不只是蒋南翔的后台，而且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造反派学生已经在追根寻源。他们发现，发起打倒蒯大富运动的正是刘的夫人王光美。正是在他们建立自己组织的当天，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发表了。其中所说的“要防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呜。王光美的背后不正是刘少奇吗？王光美在清华两次公开出面时不都说是“少奇同志让我来了解清华的运动的吗？这不就证明了他刘少奇是亲自参预了的吗？8月10日，中央在北京设立了接待站，毛泽东接见了一批学生代表，他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说的“大事”不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调查了解国家领导人的情况吗？

8月19日，“8．8派”隆重举行大会，要求中央“平反”。有个名叫“向日葵”的战斗队勇敢地写了这样两张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的政治扒手，她身后有一个大保护伞》、《看这条线通到哪里？》这两张大字报都点了刘少奇的名字。后面还提到，在三十年代末期上百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叛变，写了攻击共产党的自首书以后被释放了。这些人后来成为刘少奇所重用的干部。而这整个勾当都是刘少奇一手搞的。

“8．9派”被这突然事变吓得惊惶失措，他们派“敢死队”挤进会场，他们抓住话筒，要解散大会。当“8．8派”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时，“8．9派”就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相回答。他们挑衅地问每一个发言者的阶级出身，他们叫嚷说只有革命后代才是革命的，他们挑衅性地质问每一个发言的造反派：“你是不是狗崽子（对反动派的子女的称呼） ？ ”会后，他们又在校园里游行，高呼“决不许右派翻天！”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出号召：“任何人只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威多大，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打倒！”造反派认为这显然是指刘少奇的。彭真不是已经打倒了吗？现在占据高位的人中，除了刘少奇以外还能是谁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辨论比起原来与“8．9派”的辩论要激烈得多，那时候老是在辩论是．是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狗崽子”的。随即，造反派就在马路上刷上大标语：“刘少奇必须靠边站！”他们贴出的大字报还是有点隐讳的，有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刘涛……王光美……？”“刘涛，你妈妈说……你爸爸说了些什么？我们要把他揪出来！”

他们这些大字报一贴出去就被保皇派撕掉了，但是很快，他们刚一撕掉，又有一批同样观点的大字报贴在原来的地方。清华出现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云集到这里来观看。这更加剧了学生组织间的斗争。来访者大多倾向造反派，为批判刘少奇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人不相信，具有那么高威望的人竟会是走资派，他们说清华的造反派是在搞政变。

很快就有谣传说，清华发生了一起针对党中央的反革命事件。“8．9派”召来了12个学校的群众进行反击。8月24日，数千人在清华园北面的清华附中集合，在贺鹏飞的指挥下，发表了一个重要公告。公告说，他们所组织的红卫兵（“8．9派”）要全力以赴地阻止右派翻天。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的，其理由是他们泄露了党中央的秘密，所以是罪该万死的。所有无关人员必须离开校园，纠察队控制了所有的道路，交通断绝，全校戒严。为了避免在人们头脑中留下对保皇派意图的任何怀疑，撕毁大字报被宣布为红色恐怖。打手们到处寻找刘的大字报，一旦发现，他们就进行拍照，然后撕毁。如果有人怀疑或反对，就要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口号下被赶走。所有路过的人都有被检查有无笔记本或大字报，以防再有新的“反动大字报”出现在墙上或席棚上。化学系有一个学生被人殴打，眼镜被打碎。被撕掉的大字报上都没有个人签名，都是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向日葵”、“孙悟空”等战斗小组署名，或是署上小组名再加上宿舍的地址。所有这些有地址的都被清华红卫兵搜查，后来他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受到这样强有力的突然袭击，不得不暂退却。有的人逃出校园，躲到圆明园废墟去，就是那个清华园西北面的那个旧帝国宫殿的遗址。也有人跑到北京大学，藏到同情者那里。他们的想法是，越是这么残酷地镇压，就越证明他们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8月19日，他们要求给蒯大富平反，就使他们的会议差点被解散，那几天，由于公开遣责刘少奇，使他们受到了“红色恐怖”。在新的打击下，显然还是要坚持斗争，同时他们发现，他们比以前团结得更紧密了，而且要准备反击了。他们组织安全巡逻，飞行小队和报警系统。晚上，他们认为到了该反击的时候了，他们贴出了一张声明，遣责撕毁大字报的行动，说那些参加者是受蒙蔽的。他们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前途是光明的。他们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受到打击，更何况清华红卫兵正在校园里到处搜寻反对派大字报的制造者呢。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必须迅速地从宿舍门口跑出去贴他们的大字报。那些平安回来的人报告说，整个校园里一片凄凉，墙上、席棚上到处是被撕毁在大字报的痕迹，碎纸片、纸条随风飘荡。到处是保皇派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等，这和一天前的生动场面多么不同呵！

当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对抗发展到高潮时，那些留下来接受批判的工作组的成员也都撤走了。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的镇压路线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工作组临走时还受到了笑脸相送。保皇派所以处于优势，能够掌权，那还不是他们给的吗？然而在他们受到笑脸相送的同时，也从造反派那里收到了类似传统的贺年片那样的卡片，上面写着：“我们含着眼泪迎来了一个粗暴的经常打我们的褓姆！”另一面写着：“踢开绊脚石，欢庆得解放！”有的卡片上写着：“干革命靠自己，我们不需要褓姆！”

这类非常尖锐、有力的口号在文化革命期间不断被用到，但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包含着同样的意义和内容。

“8．24事件”表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造反派还是少数派，受到筹委会支持的清华红卫兵仍然统治着学校，那些天，造反派由于得不到学校的钱来买纸墨、刷子等而难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许他们接近广播站，而对方成天用广播骂他们；他们没有报纸，报纸被对方用来作为坚决与反革命辩论的工具。甚至在他们有了一点钱想去做绸子袖章时，也不能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字，因为印染店没有得到筹委会的批准就不给他们做。而筹委会是不会给造反派任何方便的。结果，造反派就戴没有字的袖章，但当他们发言时，人们问道：“你们是红卫兵吗？”

“当然了，我们是，你们没看见袖章吗？”

“看见了，可上面什么字也没有啊？”有怀疑的群众说。因此造反派的话就更受到怀疑了。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造反派还是日益获得支持，他们遭受了残酷地镇压，使许多人团结起来进行他们的事业。校园外面的形势也有利于他们。中央的“十六条”当然处处是放手为造反派辩护的，遣责那些为镇压群众运动而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呜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够采用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呜大放，以便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于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利用群众运动中某些缺点和错……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这些不正是针对清华工作组和它的继承者筹委会的领导人的吗？

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那么还有毛泽东自己的大字报，那是在8月5日写的，但直到8月23日在清华园还没有公布。

毛泽东的大字报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些最高级的文件，打退了保皇派的反击，使造反派更加坚定，坚持要给所有的人平反，要继续调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寻每一条通往刘少奇的线索。从上面来的这些文件和他们的坚定使对立面开始瓦解，保皇派纷纷转到造反派方面来，所有消极的人们都被调动起来了。

清华文化革命中的一件大事是各个组织的学生都到全国各地去串连。他们发现各地的群众运动受到当地的当权派的压制。在北京撤销工作组以后很长时间了，外地的当权派还是神气十足，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地方党委仍然在继续镇压敢于批评他们的造反派。

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4）刘少奇派的工作组

 “那时候我们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压制。我们正在宿舍里进行热烈的辩论，听见有人喊：‘工作组来啦！’我们向窗外一看，只见两辆载满人的大卡车开过来停下了，我们飞快地从四楼跑下来，一面欣喜地高喊着：‘毛主席派人支持我们来了！’我们真诚地欢迎他们，大家都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奔跑着为他们找房子，帮他们扛行李。我们向他们提出了无数的问题，希望弄清我们的疑问。他们当场表态说：清华党委是有问题的。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哪！”

说话的是苏环良（音），他是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学生，现在是校党委委员。他叙述了1966年6月10日发生的事情，那时学生们欢迎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因为在这之前的10天的动乱中，校领导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年轻的清华造反派集中攻击的不是那些给他们上课的年老保守的教授，而是集中攻击党内的当权派，象校长蒋南翔、党委副书记刘冰和胡健，他们是真正据有实权的，是应该对学生们所受的教育负责的人。

党委委员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攻击面前，当然都坐不住了，如大字报对他们揭露的那样，他们动员学生和职工来为他们进行反驳，表示忠于党委，并遣责“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否定的攻击，一时间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各系的政治指导员把那些造反派召集起来，象1957年警告右派分子那样警告他们。造反派由于攻击了党委而受到责问，问他们站在什么立场，是革命的立场还是反革命的立场？对参加造反的党员，系党委以开除相威胁：“你们的党性哪去了？你们的阶级立场哪去了？”在这种威胁面前，他们被迫改变了观点。党委的威胁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因而各级党组织也同样是正确的，而攻击任何一个党委或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提出异议就等于攻击毛主席。由于这样的假设多年来已被广泛地接受，大家都深信不疑。甚至当人们根本不知道所争论的问题时，绝大多数人至少也是相信党的。因此，人们都努力地紧跟党的各级组织。

对不是党员的大多数群众来说，对清华党委的革命性质远没有党员那样坚信不疑，他们同样也受到威胁恫吓。

但是勇敢的造反派继续对抗，他们继续发起进攻，一天天赢得越来越多的同情者。这一方面是因为造反派说的有理，另一方面是校领导的自以为是和压制政策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在6月10日那天，清华园的动乱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工作组的干部开始进驻学校[1]，造反派认为工作组是来支持他们的，因而感到高兴，正象苏环良生动描述的那样。

6月13日，北京市委在中共中央（自从毛主席离开这里到南方视察，就由刘少奇临时主持工作）的同意下，共向清华大学派出了500名工作组干部。表面上，工作组是来支持学生造走资派的反的，但工作组的负责人后来承认，刘被迅速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吓得惶恐不安，他极力主张工作组到清华去就要象消防队去救火一样。其它各大学也都出现了党委控制不了的群众运动，向这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也都得到了类似的指示。

6月13日，清华工作组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自我介绍，工作组组长叶林宣布了一个“两股叉”（a two-pronged program）方案，一方面把校、系两级干部都挂起来，到指定的学习班里去反省；另一方面把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回到各自的教室里去，主要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运动。叶林宣读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行动的规定，例如禁止不同班级、不同系、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进行串连；为保证校园的秩序，学校大门关上，不经特别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他还禁止没有事先得到工作组的批准就贴大字报。

由于工作组承认了学校领导是有问题的，好斗的造反派们第二天就抓住一些平时最傲慢的教师，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清华园里游街，并到群众大会上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工作组的干部一知道马上赶来制止这种作法。“你们简直象一群羊，”一个工作组的干部说：“你们的政治水平太低了，竟用这么简单粗鲁的方式来批判人。”

学生们刚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就念那段关于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而评论说：“好得很！”

“但是，”工作组的干部说：“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敢说毛主席的话过时了！？”学生们喊着包围了那个轻率的干部，坚决要求他检讨，一直到他检讨了才让他走。

在正式的批判会被禁止了以后，学生们就在吃饭的时候举行非正式的批判会。他们让领导干部站在椅子上，听大家的批判。一边批判，一边吃饭。但是这也被工作组制止了。他们让干部不仅集中学习，而且要集中睡觉和吃饭。学生们找不到想批判的干部了，谁也不知道干部们在哪儿开会和吃饭。

“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说。

象吴伟煜一样，苏同志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父母都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店里做了一辈子鞋，这个鞋匠的儿子，作为给我们介绍情况的人，应我们的要求讲述了自己的家世。他们都是充满了活力，表现出很高的兴致，有很强的记忆力。苏说话很快但很清晰，爱笑，象他的眼睛飞快地从一个人身上飞到另一个人身上一样，他的头也在不断地摆动。

他25岁，但看起来更年轻，他那剪短了的头发复盖在他孩子般的脸上，他的牙齿很稀，一张富有表情的嘴。和吴伟煜相反，他的体格削瘦，皮肤白皙。但他们作为那么多学生注目的领袖，他们有共同的好斗的脾气和坚强的性格。

他皱了皱眉头，继续往下讲。

“工作组的工作作风太坏了！他们都是从农村四清运动[2]中来的，可能农民还会听他们那么慢条斯理地讲话，但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成熟的学生，不能被人当傻子耍。我们把这看作是方法问题。在宿舍里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叶林的报告，但是他的态度激怒了我们。

“当我们向窗外看时，只见4号楼墙上贴上了大字报，那是数学系的学生写的。我们跑下去看。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造反了！》另一张写的是：“我们不信任工作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敌友，但工作组混淆了敌我。”第三张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依靠群众，你们为什么压制群众？”我们认为这些大字报写得非常好，我们决定自己也要写一些。我们列举了关于工作组的12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群众？为什么他们把干部集中到一块儿？为什么他们要阻止学生的批判？当时我们没有任何组织，我们就写了这一张大字报。过了一段儿时间，我们就去看人们在我们的大字报上签署的意见。我们在3号楼贴的第一张大字报上有20多人签了名，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名字记下来，就看到过来一个人给这张大字报照了相，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正好在这时，有一个学生走过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个照相的人又用照相机把他的名字也照下来了。

“我们刚爬上楼，一个工作组的成员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问我们：‘你们知道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吗？’

“我们哈哈大笑，多么荒谬啊！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批评竟造成这么大的反响？多么低的政治水平！

“傍晚，我们这儿不是一伙人，而是两伙人了，工作组指使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在我们宿舍门口进行监视，但我们并不很在意，我们继续对准资产阶级黑帮[3]发动进攻，我们才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在6月23日，一个最富有战斗性的造反派蒯大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这张大字报揭发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据说她要来直接听取那些对她有意见的人们的意见。6月22日，在蒯大富所在的化学系来了一名女干部，许多学生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们以为是在向党中央的代表讲话呢，后来他们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王光美，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组干部，这一下学生们可气坏了，蒯大富质问：这后面有没有什么阴谋。

工作组的反应是召集了一个名义上是由那些因为蒯大富的大字报而激怒起来的群众大会，工作组动员了自己所有的拥护者，挤满了礼堂，占据了所有最好的位子来表达他们的愤怒。那些来晚了反对工作组的人就只能拣剩下的位子坐，结果礼堂里大多数都是叶林的拥护者，而反对他的群众大多在外面。

30岁的王永县讲了关于这次会的情况。他是从山东烟台来的一个中农[4]出身的青年，从1961年起就在清华电机系学习，他个子虽矮，但很结实。有一张红润的圆脸，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前额。他是和我们谈话的学生中最成熟最和蔼的一个人，他在群众运动中有比别人更高的地位，他曾经是“414”的总部委员和“西部前线司令”。[5]

“我到会场时已经晚了，”王说，“我到时那儿早就挤满了人，挤得很多人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但我是有特殊权利的，我带着纠察队[6]的袖章。因为我是我们系纠察队的副队长，我可以到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去。我进入会场，立即到舞台前去维持秩序。

“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为了看到蒯和工作组领导人的大辩论，很多带有批判观点的人都向前拥挤。蒯取攻势，工作组取守势。如果后来的人不能挤进礼堂来，蒯可能会惨败。正因为如此，双方的对抗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剧烈。在此之前，蒯的拥护者用尽力气挤进来，占据了礼堂的一边，将工作组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的地盘缩小了。各方都为自己方面的发言者鼓掌、欢呼。会议在近乎骚乱的狂呼乱叫中结束。显然，蒯大富和他的拥护者们占了上风，他们更为团结和有纪律。

“我们都非常兴奋，”这时吴插进来说，“我们尽量地大喊、鼓掌。后来，无论在哪里，为谁鼓掌成为了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

“整个会议都是按照北京的传统，”王继续说，“你们为自己一方鼓掌，叫好，我们为蒯鼓掌和叫好，我们支持他。我们也给其他向工作组提问题的人叫好。

“大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和蒯辩论，显然不是对手。她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她还说了一句：‘我妈妈说，一定要相信工作组！’而我们则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的话来回答她：‘革命的大字报是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于是刘涛掌握不了会场了，我们造反派占据了主动，这就迫使叶林和工作组领导人出来，到舞台上来了。他们一直称这是一个由群众召开的群众参加的大会。

“‘你们攻击工作组就是攻击共产党！’叶林喊道。他接着宣布，蒯大富的大字报无疑是反革命的，从此蒯大富本人也成了反革命。我们气愤极了，大声喊道：‘你们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下这样的绪论？你们的证据何在？’叶林高高地扬起头，把双手举向空中，喊着：‘我就代表毛主席！我就代表党中央！’

“我们使劲地鼓掌、吹口哨，嘲笑他，想把他从台上轰下去。他又喊道：‘如果我不代表党中央，谁代表？难道是蒯大富吗？你们必须在我们之间进行选择！’

“当我们开始辩论这些问题时，叶林和其他工作组成员理屈词穷，因此企图给我们扣大帽子。说我们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市委、反对党中央的反革命。

“这样，他们企图用政治高压来代替讲道理。他们开始说要辩论具体问题，但现在他们走投无路，无理可讲了，他们就给我们扣大帽子，和点我们的名字。

“这时，刘涛插进来说了一句‘我妈妈说不应该过多地辩论。’

“我们问：‘你妈妈到底在什么地方？她不在这儿！’

“那时我们不知道王光美实际上就在清华园里，藏在过去校长的房子里，她不时地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和发指示。后来我们得知，她原来想亲自参加这个会，但被劝说留在了后台。

“在我们都达到了最兴奋的状态以后，我们认定工作组是毫不讲道理的，这是最可怕的。”苏说，“我们越来越觉得他们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差不多整夜没睡觉，去写大字报。我们的大字报题目是：《这是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吗？》在这张大字报里，我们分析了那个辩论大会和工作组的态度，进而进行了批判。我们呼吁工作组要相信群众[7]，依靠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造反派的反击使工作组内部分化，它的负责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了统一工作组的思想，王光美出来公开说：“少奇同志让我来关心一下清华的事情。”她把几百名工作组成员集中在化学馆，用“辩论大会是反革命事件、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这样的观点来统一他们的思想。然后她指责所有不同意她女儿刘涛意见的人和鼓动占领礼堂的人。实际上，礼堂里的大多数人是自发行动的，只有少数人是事先联系好的或者是一大批人一起去的参加大会的。第二天，学生们的态度几乎都一致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的结果，一个班20个人中有18个人在批判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这样的比例并不在少数。另一个班的学生在大字报中写道：“叶林，你发什么火？”许多学生写完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后竟然找不到地方去贴，因为所有合适的地方都已经贴满了批判叶林的大字报。

“在我们班，”苏说，“我们造反派开始只有6个人，那天晚上的大会后，全班都加入了造反派。我们挤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大家坐在双层床上、窗台上、椅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26个人挤在一起，我们原来的6个人讲的最多，我们谈了许多内部消息。

“我们告诉同志们，工作组是如何镇压其他系和其他单位的群众的，我们说：‘通过昨天晚上的会大家就可以看出工作组是有问题的！’

“工作组原来指派我们班的同学在开会时站在一边悄悄地作记录，但我们没有执行他们的指示。我们认为工作组是有严重问题的。虽然我们还要对原校长蒋南翔进行斗争，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场新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大概写了六、七张大字报，我自己写的一张是质问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8]的。我在大字报中说：‘你太狂妄了！你说你代表毛主席，你这是什么意思？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你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

其他的大字报还有：《继续辩论到底》、《工作组是老师还是教师爷？》

第四章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

5．火上浇油

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转发军委“紧急指示”，犹如火上浇油，使原本已经够乱的形势更加混乱。

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10月16日，有关部门为此发布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有些标语口号太长（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发布的，删去了一些口号。“三司”的造反派就此发难，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此前，“三司”的负责人朱成昭曾扬言要冲会场，为此，周恩来亲自找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让他做朱成昭的工作，不要冲击会场，要保证毛主席安全接见。蒯大富当面满口答应，事后却和朱成昭勾结在一起，亲自率众冲击会场，并组织6000多人在天安门前示威，叫嚷“必须等江青出来接见才行，总理来不行。”[1]

周恩来闻讯，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研究当天的接见安排，责成有关人员恢复删去的口号，并同意增添“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2]

当天的接见形式新颖，150万串连师生和红卫兵沿东西长安街两侧席地而坐，毛泽东站在敞蓬汽车上一路开过去。整个接见从中午12：50开始到下午1：50结束，共用时一小时。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的头子刘少奇！”

    10月21日，北京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等校造反派300多人，到国家经委造反，并在经委机关内设立工交系统院校驻经委联络站。

    10月27日，北师大“井冈山”到“大庆展览会”造反，指责展览会“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解说词中，突出刘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更为严重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继续放毒”。北师大“井冈山”的行动受到一些群众的抵制和反对。10月29日，陈伯达亲自写信给北师大“井冈山”表示支持：“同学们发现石油部展览会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当天，戚本禹在接见北师大代表时说：“大家造石油部展览会的反，造得很好！”

    10月29日，国家经委的一些人贴出题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的大字报。11月2日，北京部分高校造反派和工交系统单位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联合召开了“揭发批判工交党委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56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大反所谓个人崇拜。”“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这就是彭真后台之一邓小平。”[3]

在北京的军事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10月22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到国防科委揪斗路阳（国防科委副主任，曾在哈军工当过工作组长），冲进了国防科委大楼。由叶剑英在西山召开的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上，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人纷纷反映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全文如下：

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保卫祖国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光荣任务。当前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在加紧反革命的联合行动，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他们如果离开指挥岗位，发生指挥中断，那是万分危险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来访革命师生要热情接待，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正确地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自己有缺点错误，应该主动进行检讨。

这个通知，应立即向全体革命师生和机关有关人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　总政

1966年11月6日

这个通知，林彪批给中央文革小组，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下来，不准发出。为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曾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前后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还当面指责说：“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4]

11月8日，又发生了大规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不久前，李天佑、王新亭两位副总参谋长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对这个学院的党委讲了一些正面评价的话。反对这个讲话的学生跑到北京来，在国防部办公大楼前静坐，要求李、王接见，未达到目的。全军文革曾派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等去劝说，无效。8日凌晨，600多名军队院校学生向大楼发起冲击。警卫大楼的战士手挽手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9日上午，叶剑英、肖华、刘志坚等研究后拟出五条（命令学生立即退出国防部大院等），请示林彪，林说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抓人。周恩来于下午2时在人大会堂召集叶、肖、刘、穆欣等，继续讨论解决办法。全军文革同时向中央文革小组求助。陈伯达派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三人，带着他写的一张字条去国防部。陈伯达的字条不长，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麽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地谈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一番话，请你们考虑。[5]

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学生有很强的影响力，冲进国防部大楼的学生当即表示拥护陈伯达的意见，并很快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6．省市瘫痪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掀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普遍遭到炮轰和冲击，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普遍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从10月7日起，北大、清华、北师大的造反派开始批判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10月14日，北京及外地师生5万多人在北师大集会，再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北京日报》等单位在大会发言。李雪峰到会代表新市委作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11月15日，北京市委发出《紧急通知》，通知说：

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工业、交通、地建、财贸、文教等企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队或者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这是违反“十六条”规定的，是十分错误的。

为了全面的、彻底的执行“十六条”，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同时必须坚决、认真的给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为此，市委决定：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本通知要向全体革命群众宣读。[6]

北京新市委虽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首当其冲，最早受到冲击和批判，但北京终归是首都重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都多次做过关于维护北京新市委和首都秩序的讲话。而北京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就要惨多了，以下我们通过几个省市的实例可以了解全国的大概情况。

10月12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山东济南市大中学校师生及部分地市大中专学校师生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猛烈抨击山东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7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又在山东省委院内召开“声讨山东省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罪行大会”。23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再次召开批判省委的“誓死捍卫毛主席誓师大会”。11月3日至27日，山东省委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各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省直各部门负责人、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共237人出席会议。3日晚，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在南郊宾馆门外召开“揭发批判省委错误”群众大会，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大会。会后，学生胁迫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到北京辨论。陶铸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处理此事。11日，谭启龙以个人名义向进京学生作了检查。16日，陶铸、谭启龙、谭震林接见山东进京人员，表示支持学生批判省委，但同时指出，山东省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学生与省委合作。17日，谭启龙回到济南。省委工作会议向与会人员传达了谭启龙到北京的情况和陶铸、谭震林的讲话以及谭启龙的检查稿。25日至27日，省委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连续三天参加群众组织批判省委的大会。25日，参加山东大学“红色敢死队”召开的“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26日，参加红卫兵山东联络总站批判省委大会；27日，参加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的批判省委大会。省委工作会议结束后，山东省委已无法办公，省委领导人不时被揪斗，省委对全省的局势已失去控制。[7]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是比较早地站出来，公开号召炮打省委的省委领导人。他于8月25日在省委机关召开的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讲话，动员炮打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9月1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再次号召师生“炮打省委司令部”。此后，各地、市委也召集会议，号召“炮打司令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党委领导机关逐步陷于瘫痪。到10月上旬，包括省委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副省长邵文杰、彭笑千、张柏园，省委常委刘鸿文、刘晏春、宋玉玺、任雷远在内的厅局长以上干部129人被批判斗争；其中63人被罢官，11人被停职反省，受冲击的干部有一千余人。各地委、专署正副书记、专员有18人遭到重点批判。还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被《河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或大会批斗。9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刘建勋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原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代理。10月31日，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11月5日至12日，省委又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许多干部公开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运动搞乱了、搞糟了等等。但省委被迫检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广大干部陷于极大的困惑不解之中。11月3日至4日，郑州高等院校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和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在省体育场召开“河南省革命师生员工愤怒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文敏生被迫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检讨。11月12日，“郑大联委”和“豫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200余名学生冲击中州宾馆，强迫出席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参加他们组织的“揭发批判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4日，郑州大学学生又把文敏生和正在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100多人强行拉到郑州火车站广场批斗和游街示众，造成严重影响。11月26日，郑州市30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2000多人到省委造反，在省委院内召开“向以文敏生为首的河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会后，把文敏生等领导人拉到宣传车上游斗。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潮，波及全省城乡，各级党委无法正常工作，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河南全省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8]

10月15日，东北三省造反派在北京举行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20日，吉林省长春市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提出要批判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执行的反动路线。10月28日，吉林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造反派进驻省委机关大院。29日，红卫兵与省委书记处书记阮泊生进行辩论，要求省委进行检查。30日，造反派学生冲进省委机关办公楼，砸了省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一些材料。吉林省委书记处及其办事机构常委办公室在造反派的冲击下，无法坚持工作，被迫从省委机关大楼转移到省人委办公楼档案室办公，后又不断遭受冲击，先后转移到团省委、省宾馆、康平街2号、省党校幼儿园等处。省委于11月5日至21日召开了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书记处的书记不断被人揪走批斗。11月17日，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在会上讲话时被吉林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揪走。当天，造反派以索取“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办公大楼，强行打开档案库房，抢走机要文件278份，造成震动全省的“一一.一七”事件。18日，吉林师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挟持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去北京汇报“一一.一七”事件，途经沈阳时，被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截住留下。11月24日，吉林省委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原定由阮泊生代表省委作《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因阮泊生在入场时被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揪走，不得不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兰干亭代表阮泊生作检查。

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辽宁省沈阳、丹东、旅大、抚顺、锦州、鞍山、朝阳、阜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召开“揭发辽宁省和沈阳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书记处书记李荒、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宋光、吴铁鸣以及一些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被拉到会场批斗，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撤职罢官。11月3日至9日，省委召开省、市（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潜遭到红卫兵围攻。至此，省委领导机构已名存实亡，省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除有病住院的以外，大都被抓、被扣，失去人身自由，省委处于瘫痪状态。三干会期间，11月4日，红卫兵查封了《辽宁日报》社；11日，砸了省委档案室。[9]

10月13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等省级机关的造反派起来揭发“省委内幕”，提供材料，全省掀起了“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10]”的高潮。11月6日，省委召开三干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会议频频遭到造反派的冲击，与会干部被揪走的事件时有发生，会议多次转移会址仍无济于事。11月20日，省委被迫“暂时结束会议”，认为形势发展已难以控制，便整理出10个方面的问题，向中央反映。11月13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有各地850多个单位3万余人参加。省委常务书记李丰平被迫代表省委作了检讨，作出了“撤销省委文革小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的决定。11月17日，杭州市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处办公室部分文件、材料被抢。此后，省级机关各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呈瘫痪半瘫痪状态。[11]

10月28日，造反派学生进驻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31日，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领导人李井泉等被迫贴出《我们的大字报》，表示欢迎群众“炮轰”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3日，成都部分学生和北京到成都串连的学生数百人包围出席省委即将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人员驻地——成都东方红宾馆（原锦江宾馆），提出由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并由他们组织主席团等条件，并要求省委解答有关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西南局、四川省委领导人李大章、程子华、阎秀峰、杨万选等出面与学生协商，遭到学生的批判斗争。4日上午，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也遭到学生的批斗。李、廖被迫向学生作检查。11月13日，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七个造反派组织主持，在成都召开有25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作了检查。11月18日，李井泉经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批准，离开成都到上海养病，但不久即被造反派揪回成都。11月21日，廖志高被工交系统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状”，于12月返回成都后，被扣留在成都东郊。12月下旬，四川省委书记许梦侠、杜心源又被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状”；省委书记杨超被工交系统造反派扣留；省委书记赵苍璧被省公安厅造反派看管。自此，四川省委完全瘫痪。[12]

第四章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

3．“紧急指示”

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陶铸之女陶斯亮等人向毛泽东和林彪告状：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第二天，林彪即把军委几位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找来，提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指示，草拟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在具体做法上尽可能作了一些保留，还是要坚持党委领导。林彪看后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文件草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特别是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文件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却强词夺理地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虽然被迫讨论通过了《紧急指示》文稿，但仍作了几点补充限制规定：除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参观、学习和看大字报以外，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学校，如护士学校等，主要进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大体上可搞到明年1月份；军级和省军区机关的运动，暂不进行，等等。[1]

林彪亲自拿着《紧急指示》文稿当面请示毛泽东，取得了毛的同意。[2]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3]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更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4]。

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三司”发起召开了有十万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会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带领十万与会者宣誓：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誓不罢休。

4．中央工作会议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又一次发动。

会议原来准备开7天，[5]但由于许多与会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结果开了20天。

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竭力加以吹捧，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的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陈伯达指责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他在讲话中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6]陈伯达在讲话中对所谓两条路线作了解释：“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陈伯达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陈伯达在讲话中还对一度盛行的“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毛泽东赞赏陈伯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在陈伯达的讲话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7]

为了让中央委员们更好地转变思想，跟上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部署，会议期间还派飞机把全国各地一些有名的造反派的头头接到北京，让他们在会上点火，揭发、控诉各地的当权派如何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作用，会上很多人发言，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很多人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

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口径作出书面检讨，对所犯“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刘少奇在10月23日作的检讨发言中说：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事实上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9]

刘少奇还检讨了他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归纳成四条：第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第二，错误估计当时的形势。第三，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第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阶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 [10]

刘、邓的检讨稿事先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对邓小平的检讨稿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11]由此人们可以看出，这时候毛泽东还是把刘、邓的问题当作党内问题来处理的。　

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检查。他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12]

10月25日，林彪、毛泽东先后在全体会上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谈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怎么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他说：“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说：“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他宣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13]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的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的讲话并不激烈，他甚至还说到：“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14]

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解释了运动中的若干问题，要求红卫兵组织只限于学校，其他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对于红卫兵搞大民主的行为，要求不准动解放军，不能代替公检法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电台广播、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的工作。他还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红卫兵不能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不要打人、体罚等。但是，在全国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所提出的这一切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据冼恒汉回忆，“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等找到西山叶帅的住所，专门谈了贺龙同志的问题，说我们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给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心里有个数。在谈完出去后，肖华又赶上来对我讲：‘邓小平已被中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了，你是红七军出来的，要认真回忆一下，要揭发，态度要明朗。’我当时就说：‘我在红七军是当兵嘛，知道什么？’”[15]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了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地对准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都可以不受约束，而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给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从军队到地方，领导机关受到“炮打”、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围攻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混乱局面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遭到了广泛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并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反对某些具体的错误做法。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且曾当面向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毛泽东坚持用这种提法后，周恩来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以后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都是敌我矛盾，要正确对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大干部。

陶铸也是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11月2日，他在中央组织部的讲话中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王力1967年1月9日在新华社讲话时说：“陶铸在刘少奇、邓小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忠实地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屁股就是坐在那边的。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在残酷打击革命学生的问题上，在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上，都是执行的刘邓反动路线。直到刘少奇、邓小平被揭露了，靠边站了，陶铸仍然继续执行刘邓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陶铸还反对提‘反动路线’这个词呢！”王力1967年3月13日对回国留学生讲话时说：“《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有很多人反对，这不是刘邓，刘邓已没有发言权了，其中就有一位叫陶铸嘛！（笑声）他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十三期社论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那些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坚决反对。陶铸说，这样提太“仓促”了。其实，毛主席8月份就提出了。这不是两个字的争论，他是不许批评工作组，不给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认真平反。”[16]

第四章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第四章　新口号

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事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阻力，继续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仓促提出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按照惯例，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特别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更不应轻易地把党内对某些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都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因此，把党内的路线分歧加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为错误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为荒谬。

1．大专院校座谈会

文化大革命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在多数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并没有真正得到支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大中学校师生在对工作组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说：“同学间争论激烈，隔阂很深，今晚清华的大会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表演。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对立，北京市普遍地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1]

结束对立，削除隔阂只能是周恩来的良好愿望。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这种对立与隔阂有增无减，与日俱增。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工作组；真正全盘否定工作组，要造工作组的反的造反派是少数派。少数派虽然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在多数学校和单位内还是处于劣势。这种“左派”处于劣势的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多数人肯定或基本肯定工作组的观点是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原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关于工作组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就是坚持和强调党的领导，试图将运动纳入比较正常的轨道之内。这显然是与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背道而驰的。

在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蜂涌而起，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浪潮汹涌澎湃之时，也出现了许多违背运动发起者初衷的现象。

8月27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支持下，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红卫兵运动主流的前提下，严厉谴责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行径，提出“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让中央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2]

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西纠”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所支持，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西纠”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个通令，这些通令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和抄家中的武斗，以至维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接待外宾的外事政策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详尽的规定。8月27日，“西纠”发出的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并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捣乱破坏国家财产。”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并规定：“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3]“西纠”还受周恩来委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的宅第的安全。

清华附中和“西纠”所属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着打人、违反政策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比较突出，但是他们能够在乱打乱斗之风盛行的时候看到问题并首先提出纠正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难能可贵的。《紧急呼吁书》、《十点估计》和“西纠”的通令中反对乱打乱斗的意见，是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八条规定相吻合的——八条规定的主旨就是要有领导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张春桥主持，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4]。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群众组织的七八个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林副主席9月15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暗示少数派可以继续向上造反。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指责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他们批判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还点了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如杨秀峰、何长工、吴德峰、蒋南翔、王观澜、吴波等。会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整理，经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审阅，由江青审核印发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记录之一》和《大专院校部分革命师生座谈会情况简报》。《简报》最后建议：“请中央考虑，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从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怀疑暗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在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与以毛主席和林彪为首的党中央对抗，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1、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2、“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3、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陈伯达对王力、关锋说：总理旗帜不鲜明，要写一篇红旗国庆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5]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都参加了审定和讨论，陈伯达定稿。[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