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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清华附中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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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附中红卫兵施暴的部分细节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826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他。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就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指的是,清华附中学生住宿在校,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给学生阅读的方便;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往火里按,烧着了他的头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黑帮”的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里有个负责人,分工专门监管他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此“歌”歌词与曲谱见笔者《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他们就只好唱;他们被侮辱,也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33岁,从不喝酒,服用“云南白药”需用烧酒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天天喝酒。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伤后,30年来一直疼痛。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8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踩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树华被打的前两天,8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华”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1990年代重建),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这12所中学里也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824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写的地方。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个红卫兵还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红卫兵命令韩家鳌打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头吃,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在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的红卫兵不甘落于中学红卫兵之后,并且都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甚至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殴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进行“彩排”。

  1966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玉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又几拳把吴打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吴玉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时已经过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有两位老师忍辱负重的耐受力,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孔令仪,一位是羊涤生。孔令仪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被贬到清华附中,教高三的数学,教得非常好;羊涤生也是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清华附中的。文革中“右派份子”是现成的打击对象,加上有人说孔令仪是孔子的后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这两个人不论怎么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发,默默忍受。这个学生说他觉得这两个老师从1957年起就被人踩在脚下,有了耐受力。

  这却让笔者感到悲凉,为什么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被学生打得要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也觉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才会思考一下,与其像张葆林老师那样胆战心惊地“彩排”挨斗、像孔羊二位老师那样无言地承受毒打,何不设法制止这种恐怖境况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对联”100副。可以想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但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1949年以前在当时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19667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在这种情况下,196688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1966820日,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820日是星期六,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在学校中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亡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19岁。

  就在刘树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1966826日的上午,清华附中高二(1)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该班红卫兵的集体殴打,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这四个所谓“黑五类”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当年,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是清华附中初二(1)班学生。

因为蒋南翔在19666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立即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众多同学面前,她被“红五类”学生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众扇了几个大耳光。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名字就有:高三的张蕴环、高二(1)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在当时北京的其他中学里,剃“阴阳头”的侮辱一般只施加在女老师身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却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这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都算少见的。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1966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3)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15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1966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树华和其他“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者。8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一堆,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196689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19661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8中学、第13中学、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说所谓“小流氓”显然是一个欲加之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可是红卫兵也对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红卫兵当时的理念。

  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住在贵阳的一位被访者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上去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刘树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树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树华死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他是19668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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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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