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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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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经历(4)

卜大华

 

 

批斗胡克实
8月16号下午,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团中央,要炮打“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那天去团中央之前,高653班的胡德华(胡耀邦的儿子)找我说,我要跟你谈谈。胡德华把胡耀邦怎么参加革命的,以及在文革前调到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陕西也是倍受打击,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便血,尿结石,说有时候上厕所,疼得躺在地上打滚。文化革命前不久才回到北京。他原原本本跟我讲了以后,我也觉得直接管我们的是胡克实,这事不应该再跟胡耀邦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所有批判团中央的文件里,都把胡耀邦的名字去掉了。
当天下午,从团中央的造反派那里就只把胡克实“借”回来了。
那天我还专门跟我们学校的大师傅说,给他做点好吃的。记得给他做的面疙瘩汤,给他在课桌上铺上褥子,屋里留了个尿桶,他就住在那儿了。那个做饭的大师傅,做完了以后还自己把饭端来,他也想看看胡克实什么样。
第二天,我们在清华礼堂批斗胡克实。那天的会开得不是很好。那天主要是刘晋发言。刘晋说:我揭发胡克实是怎么镇压红卫兵的,我们工作组跟红卫兵之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胡克实一手指示操办的。比如那天晚上,我们跟革委会交换意见,胡克实同志三次打电话,强调要我点出来,王铭是坏人。但是我没有点。批斗会中间,台下几次有人喊,让胡克实跪下!胡克实就真跪下了。我在台上,就把他拉起来。我叫他站起来,他站不起来,直哆嗦,我就把他拉起来。有那么两三次,我都把他拉起来了。
会开完了,大家就散了。我们让团中央派个车,把胡克实接回去。我们在后台跟胡克实聊了半天。
我们问胡克实,处理我们学校的问题,都是谁的意见。他说,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都是中央的意见。每天晚上我们都向中央汇报。我问他,刚才怎么站不起来了?他说,他的腰不好,每年都要疼一段时间。我们问胡克实,你行政多少级,是九级吗?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九级就不低了。他说,他是七级。胡克实认识王铭的父亲,在延安安吴青训班[1]的时候认识的。文革开始的时候,王铭的父亲已经不在罗瑞卿身边了,已经调青海工作了,是青海省委秘书长,但是还是有牵连。胡克实也是想当然,他认为他应该也是坏人。其实,王铭的父亲那时候还没有被打倒。
当时虽然跟团中央也有矛盾,和胡克实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都没有达到敌我矛盾的程度,我们还能有交流。事情说来也有意思,文化革命过了以后,王铭又成了胡克实同志的女婿。那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要点出王铭是坏人,但由于工作组长更掌握实情,知道如果点了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事情也没做得那么绝。
开完批斗胡克实的大会后,工作组这一篇就翻过去了。实际上,我们跟工作组所有的矛盾,都掌握在内部,没有完全公开化,始终没有变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天安门上
“八一八”的事,是新市委发的通知,几天前就定了的,要每个学校去一个人,到北大附中筹备召开北京市百万群众文化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学校是袁东平去参加筹备会,去多少人,在什么位置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前一天晚上派车,半夜一点多钟出发。8月17日开了批胡克实的会以后,又把去参加这个大会的人组织好。开这样的大会,肯定会有中央首长参加,我们去军训的人上次错过了机会(指“七二九大会”),留在学校的人风格挺高,说,观礼台上就让去军训的人上吧。那天我没准备去,我把他们都送上车,就准备撤了。袁东平突然说,你去吧。我说,还是你去吧。他非要我去。我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去的。
当天夜里两点钟就到了天安门。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参加游行的,一部分是上观礼台的。
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了。警卫什么的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商量一件事。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跟你们两个人商量,我们分配一下,每个学校去多少名额。我们两个学校人数是最多的,每个学校40人。其他学校,有30个的,20个的,10个的。就分了这么几批学校。然后他说,几点几点你们集合,但要求上天安门的人政治上一定要可靠,所有人家里不许有任何问题。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上观礼台50个人,要上天安门40个人,50个人中有4个还是6个是外校的,我记得可能是阎阳生的同学,南京的。后来我想了一下,游行的那些同学风格高,但事先并不知道主席邀请我们上天安门啊。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们这边挑26个人,留14个名额给他们。我叫高洪旭下去告诉晓宾,让他来,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让他们组织14个人赶快过来。这样留在观礼台上的人就多一点。这其中不能保证说没有人当时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时挑选的原则并不是看谁父母的官大什么的,主要还是为了平衡。过了一会儿,高洪旭回来说,出不去,不让出去。已经没时间了。然后我们就上天安门了。
上去以后,有几个学校的人来找我。那天安排了彭小蒙发言,他们认为不应该让彭小蒙发言,说你应该代表红卫兵去发言。我说,这是人家都安排好了的,这样说不合适。他们好多人对彭小蒙不感兴趣。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他说主席73了,我也68了嘛,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还是那条,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主席出来临时决定要穿军装,好像是找了警卫部队一个团长的军装,穿着还不太合身。一些老帅原来没穿军装,一看主席穿了,又回去换了军装。总理那天没有穿军装。

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

 

 

[2]都在旁边。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包括26名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毛泽东左侧站立者即卜大华。照片中其他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还有(从左至右):宋柏林、韩军、杨晓燕、何晓鲁、卜伟华、卢家闽、刘沛、季庆林、申克美、燕长江。
那张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拍的,没发表。因为旁边两个小女孩,使劲拉着主席,主席问,你们是哪的?她们说,我们是长沙一中的,是主席老乡,然后叽叽咕咕的说话。主席低着头听她们说。新华社记者专门跟我说,这张照片很可惜,表情人物都很好,就是主席低头了,没办法。没发表,但可以给你们。照完相主席就走了。
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部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我们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去了,就是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主席问他们,你们是谁呀?他们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主席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他们问主席,听说你给我们写信了,我们没有收到呀?主席说,那还没有寄呢。他们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万寿也有疆嘛。
我和熊刚[3]在一起。熊刚就拉着刘少奇说话,说,少奇同志,你也要注意身体健康,你的身体对我们很重要。照相的时候,刘少奇等都躲得远远的。
八一八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8月份,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中央确确实实是支持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不敢说,我已经团结了大多数人,但我可以说,我确确实实是想团结大多数人的。

 

回学校以后,又是一次大的联欢。我们把白天上天安门的情况都讲了。周春晓的发言,显得特别激动,那天她照相时就站在主席的旁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4]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中毛泽东左侧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周春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从左向右)梁苏军、卢家闽、李永平、李近溪、阎阳生、杨晓燕、季庆林、何小鲁、周春晓、卜伟华等受到接见。
 
“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出了《向旧世界宣战》的破四旧宣言,我很不感冒。说实话,对红卫兵到社会上去造反,我非常不赞成。什么改名字啊,剪喇叭裤啊,砸尖皮鞋啊,我都非常的不赞成。我觉得这个界限不好掌握,从那以后,出了很多非常荒唐的东西,比如要求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还有要求汽车靠左边行走,左派嘛。出了一大堆这类东西。
我们不希望中学生到社会上去,很容易被人家利用,很容易出现政策偏差。界限不好掌握,很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给毁掉。
在北京市召开斗争流氓大会后,有一阵儿,北京普遍地展开打流氓活动。我们学校也有被剃光头的人,有的是人家送来的,有个女生就是在社会被派出所扣住,让学校去领人。从派出所领回来的那天,她被打得够呛。她也是个干部子弟,我还跟她谈了半天。那个时候,我每天要和好几个这样的同学谈话。对一些过去反对过红卫兵,但出身又不错的人,我都要去和他们谈,一个个的做工作。
“八一八”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还是卫戍区白政委,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你们来两个人。我当时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任冉齐,一个是叶侨生[5]。这是大约8月20号左右,在“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之前,活动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一共二十几个人,有几辆摩托车,有一辆吉普车,有人给他们开车。听说有人要去抄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家,他们去保护。有一次拦住了,有两次抄家的人没来。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回来了。后来我问任冉齐,他说,记得有那么回事,但具体干了些什么事,他也记不清了。
与此前后,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引起很多猜测。大字报开始涉及这些内容了,开始是影射刘、邓等人,到22、23号就有直接点名的大字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还有点周恩来的名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有人转抄出来了。8月24日那天达到顶峰,有张“炮轰……”的大字报[6],没点名,但明显是炮打毛。清华大字报的急剧变化,就是把大量党内的东西暴露出来。
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工字厅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7],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
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对这种严重的情况怎么办?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一是把这类的大字报都销毁,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后来据说有12所中学的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园,这事我不清楚,因为在清华开会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是中学生。12所中学的人是什么人调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到我们学校的?应该有汽车拉来呀,要不然那么远怎么来呀?这些我都全然不知。宋柏林日记好像也提到“八二四”的事。据说那天晚上又打了好多人,让黑帮搬砖,我是看了刘冰的文章才知道的。刘冰文章里说,半夜,清华附中的人跑到九公寓来,抓他们。我想这不至于吧,清华附中的人对大学的情况没那么了解。谁是支部书记,谁是党委书记,他们哪知道啊!大学的人,除了蒋南翔,我一个都不认识。就算知道名字,也不知道谁住哪儿。附中要有人参加,也应当是跟随,由清华大学的人带着去的。
“八二四”事件以后被说成有几个意义,一个是镇压了一些反刘少奇的人,其实那天不是这个意思,是希望内外有别,保守党的秘密。说的最多的是,这个事件是支持刘少奇的人策划的保刘少奇的行动。这个后来也变成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个罪名。王力、戚本禹[8]到清华附中说,刘少奇镇压你们红卫兵,你们还去给他撕大字报。
那天打了很多人,包括万邦儒、韩家鳌[9]都挨打了,这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我觉得大学生在执行政策方面比我们差得很远。他们打人都是很随便的事。
“八二四”事件使我感觉到,这种冲突在从下往上漫延。在这事的前两天,我就跟王任重的秘书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央能出一个东西,来规范红卫兵的行动,因为很多学校还没有革委会,长期无人管理,非常容易出事。出身好的可以打出身不好的;学生可以打教师;一般群众可以打干部,大家都有打人的理由。他也说,你们的想法很好。
8月25号,在崇文区发生了李文波持刀砍红卫兵的事,这件事情一传出来,就出现了北京最厉害的打人高潮。这都是由于学生到社会上去造反引起来的。你不到社会上去,不去抄家,也没有这么多事情。


[1] 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先是中央青年部)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实施抗战教育,以多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吸引、团结、教育、训练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自1937年10月创办至1940年4月奉命撤离,历时两年半时间,共举办 14期,组编 127个连(队),培训学员 12000余名,分别输送到延安、抗战前线、敌后根据地等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工作。
[2] 林彪(1908-1971),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康生(1898-1975),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陈伯达(1904-1989),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3] 熊刚。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4]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报道《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其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周春晓,看着毛主席穿着军装,也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劲!康生同志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小周跳起来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5] 任冉齐,清华附中高655班学生,红卫兵成员。叶侨生,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6]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李明清、赖锐锐、王晓东、李洪瑞、刘福曾于1966年8月24日贴出的大字报《炮轰……》,其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由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等等。但是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有同志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7] 贺鹏飞,贺龙之子,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清华大学红卫兵和文革临时筹委会的负责人之一。
[8] 王力(1921-1998),江苏江阴人。文革前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编委、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1931- ),山东威海人。文革前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9] 韩家鳌,当时任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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