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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5)
作者:分类:朝花夕拾标签:

 

我的红卫兵经历(5)

卜大华

 

 

打人和抄家

8月26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头一天晚上我睡得晚,所以第二天起得也晚。起床以后感觉学校人很少,比平常人少多了。我一到操场,发现有几个人在旗杆底下在拔草,后面有一堆人围着打。那时候我记得还有校卫队,他们在挡着,但是挡不住。我过去把那几个人都喝住,那时候我管打人的事情时都是非常严厉的。我把这几个人带到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让校卫队的人看住。那天学校里学生出奇的少。我就问怎么回事?有人说,今天早晨有人传出这么个事儿,说崇文区有人杀红卫兵。早晨熊刚在平常指挥上操的二楼平台上,发表了一通演说,说阶级敌人杀我们红卫兵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这一下,很多班都出现了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情。还有很多班出现了到清华大学去抄家,这些都是平常我们学校没有的事儿,以前都是不允许的。
我去了好几个班,有高631班,高641班,高643班,还有初中的几个班,哪个班打人,我就把哪个班喝住。从楼上到楼下,可能到了七八个班,都有打人的现象。后来我到楼下,看那些刚才被打的几个人。郑光召,也就是以后的郑义,被打得很厉害。我让他把背后的衣服掀开让我看了。那天革委会的委员也不知都干什么去了,都不在,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一个人上下跑,我也管不过来。于是,我决定让他们都回家了。郑光召后来写了个回忆,说像集中营一样把他们关着,然后谁爬过来对他说,咱们跑吧。说别人打他们的时候,我们不出面,结果打完了,我和王铭姗姗来迟,说:不要打了。其实那天,我就像救火队员一样,楼上楼下的跑。
后来,孔祥瑛来找我。她以前是我的语文老师,是钱伟长[1]的老婆。她说,大华,有这么个事情,钱伟长参加几个项目,都是国防尖端项目,现在他们随便到我们那里抄家,很多保密材料可能会丢失,这对国家不利,你看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通告,就这样写:清华大学大右派钱伟长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全权负责,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抄家。就是说,他们家的事我们管了。我记得是让徐桂荣[2]去办的这件事。我还跟孔祥瑛去了他们家。那天正好王汉光[3]他们初653班的人在抄他们家。钱伟长穿了个短裤站在家门口,书都搬得一地,抄这些书也没用啊,反正乱哄哄的就在那儿呆着。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他们说,我们要抄家。我说,赶快走吧,他们家有很多都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抄家,你们赶快走吧。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孔祥瑛跟我们关系很好,一直到后来,她被人打了也来找过我,让我们帮她控诉。
我回到学校时,看到有些抄家的回来,搬了一大堆东西来。我问,谁让你们去抄家的?他们说,是熊刚让他们去的。抄家是乱抄一气,什么都抄,甚至把清华大学邢家锂[4]爱人的骨灰盒都抄来了。还有赵访熊[5]的一个一万块钱的存单。我说,这些东西都应该还给人家,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你说怎么办?我特别生气地找到熊刚,他是归我管的,是宣传组的。我质问他为什么让人去抄家,他说,他们都杀红卫兵了等等,我当时就宣布让他停职了。
当天下午,有一个教英语的女教师,找到我说,红卫兵小将抄了我的家,这是革命行动,我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是我有一件东西想拿回去。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说,什么东西呀?她说,有一本相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我说,我找到后肯定给你。后来我到堆放抄来的东西的屋里去翻,真翻到一本相册。整个一本相册都是非常隆重的葬礼照片。死者是一个海外侨领,极尽哀荣,葬礼上有毛泽东、张国焘以及蒋介石送的花圈。我觉得抄这个东西肯定不对,是破坏党的侨务政策。我马上把这个相册还给了那个老师。我对她说,这本相册找到了,你拿回去,另外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都把它拿回去。我都不知该如何跟她说,你抄了她的家,她还说是革命行动,还支持你。
 
《十点估计》
8月24日那天晚上,红卫兵的很多领导,革委会委员都回来了。晓宾和小海是到王任重那儿汇报去了,后来我问小海怎么回事,小海说是王任重叫我们去的。当时他们俩在,就他们俩去了。王任重叫他们谈谈最近的情况。他们就谈了很多情况和我们感到担心的事情。王任重说,你们最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他提了一条,就是新市委,他说,新市委刚上任,但很多地方都在攻击新市委,清华也在批判李雪峰[6],希望我们支持一下新市委。他们在王任重那儿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说,正好,今天学校出了那么多的事儿。打人、抄家都出来了。咱们赶快要搞个东西,而且要搞得严厉一点。
晚上王铭也回来了,杨盘也在,宋柏林和阎阳生不知道在不在,我们几个人开会。我把当天在学校发生的事讲了,他们把到王任重那儿汇报的事讲了,然后我们很快地得出结论,现在要赶快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作为政策性的东西,不管是对我们学校,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必要的。
当天晚上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天晚上,大概分了三四个人写这个东西,就写这么几条意见吧。每个人都写完了以后,我来归纳,有几个部分我重写了一下。那天晚上搞到非常晚,可能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

我们写了这么几条,第一条,讲主流,其实就跟十六条一样。第二条,谨防把红卫兵打成反革命,也是跟十六条一样,十六条讲的是谨防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第三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把文斗、武斗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次讲的,要比《紧急呼吁书》里讲得多了,就从理论上也讲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不是说文化革命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所以武斗是完全不应该的,第二个,我们有强大的思想优势,就是政治优势,完全可以从政治上,把走资派、把敌人批倒批臭。而不应该去打人,而且是坚决不能去打人,加了几个排比,文斗怎么样,武斗怎么样,就是在文斗、武斗问题上提的比以前多了,而且提了这么一条,就是把随便打人,提到军阀、法西斯作风,已经提到这样的高度了。第四条,分清敌我,主要讲的是对学校的领导干部,不能一概以黑帮论处,这也是讲的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很多地方把学校领导都当成黑帮,都要打倒。这就叫没有分清敌我。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三类干部、四类干部分不清,一不小心,就变成敌人了。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慎重,搞不清楚的时候,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要轻易把他们当成敌人。第五条,讲左派内部的团结,我们针对当时很多学校都有两个红卫兵、三个红卫兵这种现象,我们提出,大家都是左派,就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应当防止突出个人,加强集体观念。第六条,团结大多数,这一条专门讲到不光你们要参加革命,学校大量的群众也要参加革命,你们要革命,也要允许其他的群众革命。第七条,关于联系群众,我们在这里说,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把本校、本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本校、本班的大多数群众团结好,红卫兵主要是在本校、本班的群众中生活、斗争,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连是必要的,但不要把这个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不要寄希望靠别人的支援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主要靠自己单位的群众,而且强调了一条,就是不要到社会上去。第八条是关于破四旧,形式上破四旧是容易的,从思想上、灵魂上破四旧才是难的。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形式上破四旧的偏差,随便剪人家的衣服呀,随便把东西砸毁了,随便改名字,这些东西不对。第九条,关于新市委,这是王任重要求讲的一条。第十条,红卫兵对十六条的态度,就是把十六条看成当前党的政策,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而且把它当作是真红卫兵还是伪红卫兵的分水岭。就是把执行政策,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来讲这个问题。

红卫兵战校(原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真学习讨论十六条,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
新华社记者摄 (原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30日第1版)照片中左起第2人为张晓宾。
 
走上街头
当天晚上把这篇文章搞完了,第二天,就组织所有的红卫兵学习讨论,讨论我们这个十点估计,当时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学校,拍了一张张晓宾领着学习的照片,登在8月28日报纸的头版。
我又对这篇稿子做最后的修改,并把文章题目定为: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我觉得叫呼吁书、十点意见的太多了,谁都搞不清楚。我就仿照主席说过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写成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样一来,只要一看题目就能和其他文章区别出来。后来,骆小海说我定的题目是“文不对题”,我说要是变成十点意见,就会立即被淹没在无数个意见中了。
第二天,把这个落实了,印了几千份,有两三个人打,用四、五台油印机在印。

那天,晓宾通过他母亲,从铁道兵借了27辆大卡车,当天晚上,组织全校同学,能去的都去,占领北京市所有的广播站,到全北京市去宣传《十点估计》,这是我们最大的一次行动。头一天,我们学校出现了打人的现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第二天,我们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行动。

八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六百多名红卫兵,纷纷到北京街头和兄弟学校大张旗鼓地宣讲十六条,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图为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街头宣讲十六条时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原载196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
 
那天晚上,我去王府井,在那里的广播站,他们在宣传,我就直接到了东安市场,门口有两个站岗的,不让我进去,问,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给你们一个东西看看。一听说是清华附中的,对我们还是比较尊重,就让我进去了。
进去我就到了第一个摊儿,那正在审一个私营房产主,让他跪在那儿,我听听他们讲些什么东西,他们就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派出所提供的名单,列出此人有什么问题。我就把跪在地上的人叫起来,说,我们写了这么个东西,你们也可以看看。
后来我们就从那里出去了,往南走,到了帅府园中学,那里还有灯光,还有人在讲话。我就进去了,看见好多人都在教室里坐着,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就问他们,一个小孩说,我们犯错误了,红卫兵要批判我们。我说,你说说怎么回事儿?他说,我欺负我们班女同学了。还有的说是因为家里的什么事儿。圈了这么一帮孩子,有一二十人,都是初中学生。我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搬个凳子,都到操场上来。我就跟他们讲,现在,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这场运动,你们都还年轻,都还小,但也应该积极参加运动。不管你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今后,都应该端正态度,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然后,我就把《十点估计》发给他们几份。并对他们说,大家今天晚上就回家!他们开始有点不相信,我又说了一遍。那帮小孩高兴得直喊“红卫兵万岁”。我对他们红卫兵的头儿说,这些孩子都还很小,他们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把他们都圈着?然后,我也发给他们几份《十点估计》。
那天晚上,我们在王府井宣传完了,坐车往回走的时候,在路上一会儿被拦住一次,一会儿又被拦住一次。都是“西纠”的人在拦。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抓一个叫李贵子[7]的人,此人是兰州大学的,据说逃到北京了,所以到处在查他。我说,你西纠有什么权力什么车都查?所以我对他们意见很大。
 
关于几起自杀事件
 
8月份,清华附中发生了了几件打人和自杀的事件。关于这几件事情,我要专门提到海外有个所谓研究文革的叫王友琴的人,她的一些文章所描述的,与事实都有很大出入,这里我需要就我知道的做一澄清。杨爱伦是其中的第一件。
8月8日那天晚上,我听说高652班的杨爱伦自杀了。他们班有人来找我说,杨爱伦失踪了。原因大概是下午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后来她就走了。开始大家没太当回事,以为她回家了。晚上,五道口派出所来电话,问你们学校有没有这么这么一个人?当时是袁东平接的电话,说,有啊。派出所说,她被火车撞了,现在在北医三院。袁东平马上就去了。文革开始后,医院基本上都有规定,凡是自杀的,如果没有证明,一律不管。袁东平到医院就对杨爱伦说,你不要悲观,你还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会有人对你怎么样的。杨爱伦自己也哭了。
我第二天早上也去了。去了以后,杨爱伦还挺紧张,我就把杨爱伦的姐姐叫出来,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现在稳定了,昨天袁东平来过了。我让她告诉杨爱伦,不会有人把她打成反动学生的,她不在这个范围内,让她好好养伤。我还专门找医生说,她是女孩子,她脸上划破了,手轧坏两个指头。脸上的伤离发际比较近,说把她这个伤口尽量往后靠,这样以后留长头发,就可以把这个伤口挡住了,就不破相了。她的手的问题也不大。她姐姐就去把这些告诉杨爱伦,然后她出来说,杨爱伦特别高兴,说她特别感谢你们,说她特别支持革委会。但是她也说了,她反对邝桃生。后来我问过邝桃生,邝桃生说他不记得说过杨爱伦什么话,他说他没有注意过她。
王友琴的文章中说,有一个革委会委员主持批斗了杨爱伦,这根本不可能。文革说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们相互之间贴大字报的很多,有时用的语言也非常严厉,比如说“资产阶级臭小姐”什么的,贴大字报的有的是红卫兵,有的不是红卫兵,都不代表什么组织。有的人的思想压力大一些,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杨爱伦可能和他们班核心组的关系有点紧张,但从革委会来说,像她这样的学生,绝对不会去斗她的。8月9号,我跟高652班的人也讲了,以后处理这类问题,一定要更谨慎一些,不要去吵架。我当时的感觉,我们在学校是代表全体同学的,任何一个同学受伤了,我都有责任。
8月27日晚,我们上街宣传《十点估计》后回到学校,就听说了刘树华自杀的事。我问是怎么回事?刘长生说,可能是有学生打他了。我问是什么人打的,他也不太清楚。
我们在接管学校权力的时候,特别严格地遵循这么一条,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分开的,包括选进革委会的老师,他们只管老师的事儿。老师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参加。那几个学校领导,我觉得在工作组的时候,该批判的都批判过了,该斗的也都斗过了,揭发批判的材料早都超过他们实际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是一条,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所以,刘树华这个事情,是个偶然,是个意外。
刘树华原来是分团委副书记,从文革前那个学期开始,他就已经不在学校教课了,每天早上到清华,晚上快到晚自习了才回来,我们以为他参加清华的什么项目。实际上,是学校给他的处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能涉及男女之间的事情吧,但后来被人告了,所以学校停止他的工作,让他进行劳动、反省。在文革初期,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在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产生分歧后,有人问刘树华的态度,他是坚决站在学校领导一边的。我听说,他后来被打,可能也和这个有关。一些学生觉得是受了他的影响,成为保学校的保皇派。心里有气就打了他。
从红卫兵的领导、主要的红卫兵成员,没有打刘树华的行为,也没有组织同学去批斗老师。但是,当时我们对学校的控制是有限的。那时候,打人被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候把它讲得很严重,但是打人的人,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认为打人是什么大的问题。有人解释说,坏人打好人,好人受锻炼,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这么一讲呢,就把打人这个事情冲淡了。后来骆小海写的《致中央文革》里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说我们几次呼吁不要打人,而且我们讲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比林彪讲的还要早。但是打人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处理不力,处理不够,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
刘树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估计,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果然,过了两天,冯玉中,就是原来我们学校的副教导主任,党支部委员,给家里留了个字条,说是对不起他们,走了。我一听说这事,就说,这不行,我带了两个同学,在清华整整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回去了。他说,我在外面想了半天,我如果真采取那样的行动,我对不起家里,对不起党,这样才化险为夷。
我觉得,当时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得了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那个时候整个政治形势给一部分人的压力特别大,这一条,我们当时还没有感受到,但是几个月之后,我们有了比这个更深的感受。所以我就说,有一些老师,有一些领导,被同学打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作为革委会来说,我们可以负责,我们都有责任。但同时我也讲,我们不是有组织的,把发生这些事情说成是有组织的,是没有道理的。王友琴在她的文章里说,8月26日晚上,由我组织了一个大会,而且还有什么左派从左边进,右派从右边进,讲了很多形式的东西,说在那个会上,突然把刘树华给揪出来,然后进行批斗。这完全是杜撰,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据刘长生说,是有人打了刘树华。但绝对不是像王友琴说的,是在红卫兵主持的大会上被打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成分很复杂,像我们预科班,我们的数理化老师全是右派,没摘帽的右派。教过我们的老师,有大右派的老婆,大右派的妹妹,这些更应该被斗了,这些老师都没有挨斗,我为什么要把刘树华这样一个各方面并不突出,犯的错误也不那么严重的人拿出来批斗呢?王友琴还说,因为我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荷尔蒙很旺盛[8]!这说明她已经找不到什么有根据的东西了,而在为自己的杜撰找理由,把荷尔蒙拿出来了。我应该说,指挥我们行动的是我们的大脑,而不是荷尔蒙。
我认为,刘树华这个事件是个偶然的事件,但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我也提到,像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学校还有一件事,就是高二的一个学生,叫郭兰惠,是个女生。这一天,她母亲打来电话。我当时问办公室里人,郭兰惠是谁?当时办公室里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她就说,是你们学校高642班的,她喝了来苏水,在医院躺着呢,你们赶快来救救她吧!我听了这个电话以后,就把她们班核心组的周春晓召来,我问她,你们班有个叫郭兰惠的吗?她说,有啊。我说,你们班有没有斗郭兰惠?她说,没有啊,郭兰惠是高三留级下来的,她跟我们班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平常谁也不理,基本上不跟人来往。我记不得当时有没有人给她写过大字报,但从他们班核心组来说,没有想过要整郭兰惠。我说,现在她出事了,喝来苏了,要赶快处理这件事。我怕她一个女生处理不了这件事,我又把我们班的申克美和王慧成找来,我专门对申克美讲,这件事挺重要的,希望你很好地把这件事完成,就一条,尽全力,把人抢救过来。什么原因,以后再说,在抢救过程中,了解是什么原因。
三个人上午就出去了,到东郊纺织城,十里铺那边。他们赶到医院,医生已经把她气管切开了,来苏水这个东西腐蚀性很强,喝来苏水,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中午回来,申克美跟我说,我已经很好地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到医院就跟她妈说,你别着急,我们去跟医院谈。我们跟医院说,这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出现这个事儿是很偶然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她。医院说,我们已经在尽力抢救她。然后又问她妈怎么回事。她妈说,那天一回家,就看见她躺在那儿了。周春晓说,她在学校没有出现什么反常的情况,会不会在外面有什么流氓啊什么的?申克美说,她妈过来把郭兰惠身上的被单揭开了,说,你看,她现在还没有发育呢,乳房还很小呢,她不会有什么流氓活动的。申克美是个男生,他说,我当时不好意思,不敢看,但是我还是跟她妈说,我们就是了解一下,看看可能还有什么其它原因没有。
今天我们分析,她可能是患有抑郁症。她是因病留级,家里是单亲家庭。
王友琴文章则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医院说,她是个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予抢救,就这样死了。”这件事是我亲自处理的,参加处理的有三个人:申克美、周春晓、王慧成。他们怎么处理的,回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件事,她母亲也很清楚。我就不清楚别人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怎么会有人打电话告诉医院说她是右派?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问我们这些当事人中的谁了?如果没有的话,她文章里写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想当然的结果。他们去医院的时候,郭兰惠当时还没有去世。下午,她母亲打电话来说,已经不行了。她母亲后来也来过学校,她听说有人要把郭兰惠打成四类。我对她说,几类几类是对干部说的,对学生没有分类。
还有一个叫仲维光[9]的,也说过这件事,估计他和王友琴是互相映证,你听她说,她听你说,好像就成了真的了。
王友琴文章里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闻所未闻。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主张红卫兵到外面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贵阳打了多少人,她是那种听风就是雨,典型的,不加任何推敲,就加以判定。
 
 


[1] 钱伟长(1912- ),江苏无锡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原为清华大学副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副校长职务被撤销,仅保留教授职务。
[2] 徐桂荣,清华附中预64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3] 王汉光,清华附中初653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4] 邢家鲤,当时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主管清华附中工作。
[5] 赵访熊(1908-1996),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数学教授。
[6] 李雪峰(1907-2003),山西永济人。文革前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7] 李贵子,兰州大学学生,文革初期任兰州大学文革筹委会主任。工作组撤出后,遭到批判和通缉。
[8] 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中写道:“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都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18岁或19岁,而且都是男生,在这个年龄,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婚恋故事倍感兴趣,这样下意识的也在红八月革命的名义下膨胀,他们的行为也就愈发残忍。”
[9] 仲维光,清华附中预651班学生,现为旅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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