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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7)
作者:分类:朝花夕拾标签:
我的红卫兵经历(7)
卜大华
 
形势逆转
之后,我们第二次去串连。我们学校的几个人,还有张晓宾联系的清华大学的刘泽彭和刘菊芬。这次是从山东到上海,再到江西。一路上,所有地方的省、地、县每一级领导,统统被炮轰,无一例外,无一幸免,所有的负责干部都要被批斗。
那时候我还写日记。我曾写道:我感觉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看不清方向。这日记本后来据说被 “井冈山”的人弄去了,因为他们在一篇大字报中说我,“在串连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庐山下来以后,原计划是到井冈山,但我觉得心情很不好,执意要回北京。结果是任冉齐和我一块儿回了北京。
回来就不一样了,学校里已经出现新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久,“井冈山”[1]也成立了,他们和清华井冈山的大学生挂得很紧。他们采取了行动,把革委会抄了,把当时革委会的印章拿去烧毁了。
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放了刘少奇一马,说他检讨得好。这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坚持的一些东西还是对的。没有把文革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看成是一种思想教育,是在少数领域,就是主席讲的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少数几个上层建筑领域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还没有觉得整个党内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包括对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也认为这是一种带戏噱成份的、一种夸大了的,为了引起同志们注意、为了敲响警钟而使用的语言。并不是说党内真的就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中学的红卫兵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所有的领域,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领域,发动全面的进攻。10月份是大学的造反派最活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的这些工作组,全是各部委派的。他们通过批判工作组,就把他们的触须、他们的矛头伸向了所有的部委。一下子就变成了全面开花。10月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目不暇接:这边地质部出事了,要揪邹家尤[2];那边北航要揪赵如璋[3],闹到国防科委。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过分的地方,都把一些过去没有提出过的事情公开出来。
这个时候,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这个运动再往下搞什么?依靠什么人来搞?对我来说,已经开始产生疑问了。
特别是对中央文革。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与他们渐行渐远。第一是过去他有一个联络员——王任重,和我们联络,包括我们的事情也向他汇报。王任重突然被说成是他自己要跟我们联系的,中央文革不知道,于是这种联系中断了。第二个是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想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每一次讲话,我们不再是感到很兴奋,而是觉得他们很多话讲得太轻率了,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青年人都不应该那么讲。包括讲“文攻武卫”,都是使武斗骤然升级的原因。
在“联动”成立之前,一系列的事情就造成我们在思想上跟中央文革有距离感了。对文化革命出现的各种现象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对“斗、批、改”,我们认为文化革命就是“斗、批、改”三个阶段,而我们已经到了改的阶段了。突然发现,人家连第一个“斗”的阶段还没过去呢!不断地要揪出新人,而且每次都是拼命去把人揪出来,揪走资派也不应该是这么个揪法。起码你得去找出人家干了什么坏事才行,不是为了揪而揪,这算个什么揪法?我们对这种做法很反感。
有些人,包括一些研究文化革命的人,说这种反感是保爹保妈,这岂不是太简单化了吗?要从保爹保妈的角度来讲,我就不应该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造反,我母亲就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文化革命也受到一些冲击。原来我还觉得这种冲击是应当的,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受的事情。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到底谁怎么样,最后总会弄清楚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揪的方式,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互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文化革命开始变味了。
 
“联动”的诞生
每当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抢档案啊、武斗啊,中央文革总是表示一种支持的态度,说什么“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每次都得到夸奖。而且这个时候,大学生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后,就显示出一种互相联合的趋势,先后成立了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行动已不再是某一个学校的单一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也失去了我们说话的权利,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表达我们的意愿。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提议,中学红卫兵联合起来,我们也搞个联合的组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试试的办法。通过这个办法,我至少可以发言,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愿。
其实在此之前,有一次,北大附中联络了一些学校,想成立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时间在9月份,或10月初,应该在天还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去北京展览馆参加了那个大会。我发言表示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组织。我觉得我说服了他们。后来有些人因此还对彭小蒙有意见,说,原来我们是要开成立大会的,怎么让清华附中的一搅和,就变成筹备大会了?实际上筹备大会后来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认为,在一个学校里存在两个或三个组织的情况下,你们是收一家还是都收?不收的话,就会引起矛盾,收这个,不收那个,都不好办。当时我的想法还是,左派应该团结。那时,大学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除了中学的老红卫兵中的各个派别以外,造反派红卫兵还很少见。
12月5日成立“联动”的时候,我在外面串连还没回北京。之前,我碰到一次宫小吉[4]。那是在林业学院,听说李洪山[5]要发表什么讲话,我们就去了。在那里碰上了宫小吉,我们聊了几句。他那时候正在搞“联动”的宣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但我们不是很积极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在宣言搞出来以后,我到北大附中去参加了一次会。内容是准备搞一个大会,一是向社会正式亮相,第二个是想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要使我们和其他的组织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准备了几个发言。我是肯定跑不了的,而且我也是有些话想说。对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所经受的这些东西作一个总结,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文革初期过分强调阶级路线、阶级队伍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合时宜,而且造成了学生中间的分裂,我本人也觉得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打人,虽然我们没有去鼓吹对联,但是我们确实过分地强调了阶级路线等等,所以我们的大会就叫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准备有我们学校的发言,还有北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的发言。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会前还得到一个信息,说戚本禹去了北大附中一趟,跟周春英[6]他们几个人有一次谈话,他们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其中专门谈到我们12月26号准备召开的大会,想请中央文革的同志参加。戚本禹说,好嘛,我们争取去。看来上面也认可这件事,因此我们就更加认真地去做准备。
这时,有的学校红卫兵到西直门贴大标语,说“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7]这个打乱了我们的步骤,我觉得这个不对。筹备这个会,我们一是要对前一阶段作个总结,二是我们要取得平等说话的权利,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某种认可。而在这之前,我们自己去讲什么“逼上梁山”,我们自己的行动就有矛盾了。
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我从不同意到同意,主要是想取得说话的权利。因为我们不认可文革当时搞的那些东西,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也应该有发言权。
当时我们学校红卫兵内部,就是否参加“联动”这个事儿,开了好几次会讨论。高一的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参加。这跟我以前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别的学校有好多红卫兵打人、抄家,我们参加的话,就和他们一样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在,我觉得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来表达我们的意愿。会上,还是像我这种意见的人多,但是在领导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比较坚决地持参加“联动”的态度。其实,选择不参加的是一种更明智、更实际、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12月26日开会那天,一进门,“红后代”[8]的这个传单就给我了。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弄出来。他们听了也不吭气。
我们在后台,准备着依次发言。有两个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当兵的,好像是《解放军报》还是哪儿的记者。大会由周春英主持,按程序进行。我们问那两个联络员,中央文革的人什么时候来?谁来?他们说,快来了。他们也确实去打了几次电话。现在我们知道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1966年12月26日那一天他们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吃饭了[9]。但问题是:他们是先决定要来,临时因为去毛泽东处吃饭而没来?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来呢?冷场了,他们不来,我们没法开会了。后来等了半天,不能再等了,所以就开始开会。他们说,他们马上就来。然后就开始发言。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有人说我是第一个发言,不对,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那次一直到我快要发言了,我还在问他们,我说,他们来不来?再不来,我们的会就要开完了。等我发言完,就彻底冷场了,他们还不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发言后,中央文革的人还没有来,我也没话可讲了。最后,苏振生、马小军[10]他们几个就不干了,就冲上台去了。我说,我也不管了,讲就讲吧。他们一念那十几口号[11],全场就沸腾了。
有几个事情要明确,第一,那个会完全是个“联动”的会,没有外面的人参加,没有邀请什么“三司”等造反派参加。整个大会也就少数几个组织者知道要干什么,大多数人是到这里宣泄来了。我们还准备在这个会之后,跟中央文革他们有一次谈话。结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来。
那两个电影准备得也恰如其分。一个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除了陈伯达和康生,当时已经选为政治局常委以外,中央文革的人,像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等都没有参加,都没有上天安门。电影上只有老帅们、老干部们的镜头,还有就是红卫兵自己。
那次会安排的内容,特别是最后他们上台喊的口号,是这些人形成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说,整个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联动”,它的宗旨,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什么“血统论”。“联动”的这个事情应该非常认真地研究一下,作为一个汇集了几万人的,以一个组织的名义,公开打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全国也就只此一家。于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就把“联动”打成了反动组织。[12]
“联动”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提出了与当局不同的政治主张,要求按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主张来搞运动,全国不能再乱下去了,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这是一个总的基调。也就是现在人讲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不同之处。按老红卫兵的说法,就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且干部的大多数是跟着毛主席的,是革命的。而造反派呢,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进行这个革命,就要把这部分人全部革除掉,把这个政权的绝大部分要加以改变。
“联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当时的界限划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以上,没有把任何人捎进去,主席、林彪、总理都没有。
 
冲公安部
12月26号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中央文革对“联动”也是采取了非常手段,通过国家机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摧毁。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12月17号。那次是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什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就是,北航“红旗”把人扭到公安部了,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在原则上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他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扭送,去抓,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上午抓的人,下午就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来了以后,就跟他们说,都不要吵,我们就找他们公安部的领导。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你们选几个代表。我记得我们推选了9个人,有我、张晓宾、邝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就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11 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是9个人对9个人,谈了一晚上。
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他从原则上讲不通啊。有违法行为的,你们可以抓人,但一个群众组织扭送一个人来你收下,这就不对了。当时外面红卫兵也没多少人,就看见几个人在传达室那里跟他们吵。我们这次去,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我们是非常有理、有据。毛泽东以前的讲话,专门讲过不能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我们就是用毛泽东以前的有关讲话来反对这件事,并把它提到很高的政治高度来讲。讲原则嘛!我觉得那天公安部和我们谈判的几个人,很尴尬,很难受。
谈判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但后来被抓的人(陈公坊,外号“大M”)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事大家都很愤怒。“联动”的事情还没开始,矛盾就激化了一步,不仅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事情,而且有国家机器介入了。
在12月份,许多学校都出现了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对以前的老红卫兵进行批判。以前的老红卫兵有压制学生的情况,造成了学生的分裂和对立,后来出现的这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不过,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情况。
回到学校,没想到学校也出事了。他们几个人到清华去贴“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13],结果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把我们的办公室给抄了。他们还把以前学校封存的那些档案,我们都没看过的,两个柜子都扛走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们要东西。我说,你们干嘛?打家劫舍啊?他们几个人去贴大标语,你们抄我们革委会干什么?当时他们已经看过了里面的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说,那你们拿回去吧。我说,我才不拿回去呢,你们怎么拿走的怎么给送回来!
12月25号,清华井冈山出动了5000人的队伍,在北京市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他们是执意要把这个事情公开推到社会上去,当时报纸上都还没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
12月26号,是我们“联动”开了大会。从此,我们在政治上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了。
12月27号,北大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也是打倒刘邓。他们都在竞相表演,都想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造反派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如鱼得水,就是因为中央文革始终在支持着他们。
只有我们采取了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但没有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反而是更远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过18岁左右,我们与中央文革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鸿沟。1967年的元旦社论虽然又提到“最开始的十几个学生”,[14]使我们感觉到中央可能还没有把我们遗忘,我们可能还会有说话的机会。
没几天,王力、戚本禹突然不期而至。来了以后,先到井冈山那边,然后又说要看看我们,来到我们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戚本禹说,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战斗的友谊,现在呢,我们希望还能够保持下去,希望你们还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
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些“井冈山”和其他组织的人。有一个人说,请问戚本禹同志,什么是革命群众?戚本禹说,你就是革命群众。那个人继续说,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不算革命群众?我说,没有那么回事。我们红卫兵写了《紧急呼吁书》,我们是反对打人的。戚本禹说,你们反对打人,为什么还要绞死蒯大富?有人插话说,王任重是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受王任重操纵。我说,王力同志在这儿,他很清楚,我们和王任重有过什么接触,我们都向他们做过汇报。王力保持沉默。
王力、戚本禹走了以后,我们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井冈山”把王力和戚本禹的讲话整理出来,贴在教学楼门厅里。并且还贴了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好!好!好!”我们红卫兵就针锋相对地贴了一个“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糟!糟!糟!”另外还贴了一条:“王力、戚本禹,像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在许多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先后被砸,人员被抓的情况下,有一天,有两个人来找我,筹备炮轰公安部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1月10号,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谍”:限公安部于48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谍不是我弄的。
12号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锒铛入狱
联动12月26号大会后很兴奋,第二天,我对我们班的几个参加了大会的人说,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再下面,我们就等着看吧!好戏会层出不穷的。那时候,骆小海因为肝炎住院了,有几个人去看他,就把当时这种非常兴奋的情绪传播给他。他一怒之下,就写了一篇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
但这个东西拿回来以后,就被我扣住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写,不能拿出来,拿出来是授人以柄。说也行,谈也行,但不要用文字的东西。不管是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只能一个结果,就是被抓起来。所以我把它扣住了。但是王力、戚本禹来了以后,邝桃生再也忍受不了了,慷慨赴死啊!他自己决定把它抄出去,他给起了个笔名,用“延征”的名义把《致中央文革》[15]贴出去了。
《致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江青,批中央文革。它一出来,就像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传播,造成很大影响。那时候的形势,非常的沉重。造反派在学校里写了很多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延征!”邝桃生只能隐姓埋名,再也不能在任何场合出现了。
在这之后,北京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砸联动”事件[16]
第一拨抓的是京工附中,造反派骗他们红卫兵,说要到学校开大会,让他们必须到会,结果到会以后,由公安局配合,把他们几个人扭在大卡车上进行游街。
砸石油附中那次。石油附中的红卫兵在地下室里,造反派就往地下室里灌水,把那帮人弄得浑身都冻僵了。
那时候,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非常迟钝,不知道自己也已经很危险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做什么坏事,自认为在学校没有做什么应该受到镇压或惩罚的事情。
1月25日早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
他们来点着名的要抓我。明显的是寡不敌众,他们来了上百人。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有我们学校“井冈山”的,一0一中的,可能还有京工附中的。他们在宿舍楼里打呀、砸呀,闹了好长时间。我想,你们不就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去!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候,我也幼稚,其实当时说跑也就跑了。就是后来到清华以后,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人来抢我,那个时候也完全可以跑掉。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去和他们讲清楚“联动”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可以讲清楚。我自信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天正好阿尔巴尼亚的卡博来清华参观,我当时被他们带到强斋,张新月[17]等人冲过来,拉着我说,走!我说,没事,我跟他们讲理去!我如果走了的话,又要跟清华大学的打起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送到了公安部。我原来不相信公安部会收我,结果公安部是照单收人,说这个单子上有你的名字。他们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晚上给我端来了饭,我咣当一下把它摔在地上。在公安部等了一会儿,然后来了一辆车,把我拉到半步桥[18]去了。还给我戴上了手铐。到半步桥后,让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还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求立刻把我释放!要求中央领导立刻接见我!他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见给你反映。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都没人理你,我在里面大声地喊叫,也没用。再过了几天,把我和别人关在一块儿。我那个屋子里有4个人,有一个是反林彪的,好像是机械学院还是农机学院的大学生,有两个崇文区的,其中一个是117中的,这两个都不是“联动”案的。这两个中学生经常欺负那个大学生,但他们还比较听我的话。
我被抓进去的时候,除了按“联动”名单抓的一百多人外,在4月5号还抓了一大批人,都关在炮局[19]。半步桥这边也就几十个人。
我旁边的屋子里关着农大附中的郝晓平,还有矿院附中的苏振生。我们这两个房间中原来有一个小洞,后来掏成了一个挺大的洞。我们每天可以在这里谈话、聊天。正好他们那几个学校的情况我原来都不太知道,这样我们就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聊天。就把过去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意见以及怎么到团中央闹的,等等,都讲了。
我在里面被关了88天,那时候真没有一点害怕。第一是没有觉得有罪,第二我觉得还有机会,你们只要给我机会。预审科中间问了我三次,但没有一次问关于我犯了什么罪的事儿。比如问我,你们学校都收到了些什么反动信件了?还问我,你们“联动”有一次在长城开会怎么回事?我说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次这样的会。我参加的会就是12月26号的会和1月10号的会。我就是反对你们随便抓人,你们确实是随便抓人,我就是被你们随便抓来的。他们还问了很多别的事儿。我说,这些问题你们不应该把我放在这儿来问呀!他们说,是呀,说句老实话,你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了。
“二月逆流”的时候,开始感到紧张了。原来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中间有一次把北航的苏小前和孙茜玲[20]拉出去斗争。回来以后,听说有“二月逆流”这么回事,几个老帅、几个副总理闹起来了,结果,全社会现在都在批判他们,叫“二月逆流”。
我在里面的消息来源是这样的。一是通过清华大学的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他不知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监狱里让他给被关押在里面的人理发,因此,我们都可以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很多事情。二是通过放风,监狱是一个五角形的楼,有一个挺大的空间,都到这里放风。在去放风的路上,可以看见许多人。三是我们这两间屋子因为有个谈话的通道,三四个人可以聊天,所以不算很寂寞。
2月份的时候,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是“联动”的宣言,是直接攻击毛泽东的。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后来出来看到这个东西,所谓003号文件,社会上批判“联动”都以这个为根据。这个东西,虽然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事后想一想,“联动”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联动”就是在那样一种状态下,其时,上下多有不满,很多人对他们的倒行逆施都感到愤怒,但只有“联动”,这样一个汇聚了几万人的组织,公开地发出了这么一个信号。其实,发出这个信号以后,就引起了更多的人思索。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月黑风”。 “二月逆流”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联动”鸣冤,说“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是反革命呢?”[21]目标不光是他们,主要还是想要抓他们背后的人。
我们在里面的伙食很差,生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法公社”接管了公安局,他们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管理监狱。吃得很差,尽吃些烂白菜,有时候加几个完全没有肉的丸子,就吃两个窝头,上午下午完全一样。到春节的时候有些变化,那时候军管了,吃的菜里面有时候能见到肉了,一礼拜有这么一两次。在里边洗过一次澡。洗澡是一次大串连,在一个大池子里洗,见了不少人。问了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审问,审些什么东西。
 
 


[1] 指清华附中在1966年10月以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
[2] 邹家尤(1918-1995),湖北应山人。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
[3] 赵如璋,当时任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
[4] 宫小吉,北大附中学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的起草者。
[5]李洪山,北京林学院学生。1966年11月30日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12月18日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后被捕入狱,遭到残酷迫害。
[6] 周春英,女,北大附中高一二班学生,“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12月26日“联动”大会的主持人。
[7] 指1966年12月5日,“联动”成立时,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邹建平等人爬上西直门城楼贴的大标语。
[8] 12月26日“联动”大会上,北京石油附中、矿院附中等校红卫兵以“红后代”的名义,呼喊了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
[9] 1966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家中吃饭,毛泽东对他的这些亲信们讲了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饭后,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谈话至深夜。
[10] 苏振生,北京矿业学院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矿院附中红卫兵成员。后被捕入狱,遭受迫害。
  马小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石油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后被捕入狱,遭受迫害。
[11]他们呼喊的口号有: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全国的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内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部干部子弟!坚决打倒镇压中学生的刽子手——第三司令部!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12] 《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中说:“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
[13] 1966年12月17日晚,清华附中初634班红卫兵李建中、赵小津、李衍陵、吴辉、江远、吴辉、卜伟华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贴了“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
[14]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
[15] 《致中央文革》中写道:“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一条写到十六条上的规定,单是擅自动用公安机器镇压批评,践踏十六条的做法,就是十分错误的。镇压批评,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风。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谁批评他就逮捕谁,迫害谁。中央文革小组比我们熟悉党史,当时谁批评,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就给谁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并加以逮捕,甚至枪毙。他们叫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有缺点,就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你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说得对,你们就必须改正。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们也应该以此加勉,引以为戒,而不是如江青同志说的‘不要理他’。我们晓得被中央文革小组批驳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这一句谬言是从江青同志所说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15]这一句话翻造的。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狭隘,我们加一条‘感情容易冲动,爱感情代替政策,说话不负责任’”。
参见卜伟华:《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第80辑。
[16] 据当时一些小报记载,1967年1月中下旬发生多起所谓“砸联动”事件。“砸联动”的时间和学校分别为:1月16日,一0一中;1月17日,京工附中;1月18日,人大附中;1月20日,师大一附中;1月23日,十一学校;1月25日上午,清华附中,下午,八一学校。
[17] 张新月,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18] 半步桥,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清朝末年即设有京师模范监狱,解放后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监狱。
[19] 炮局,指位于北京东城区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此处从清朝末年起就建有监狱。
[20] 苏小前,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其父苏静(1910-1997), 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市)县人。当时任总参军务部部长,铁道部军管会主任。孙茜玲,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其父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当时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21]聂荣臻对“联动”成员遭受迫害,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据《聂荣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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