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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8)
作者:分类:朝花夕拾标签:
我的红卫兵经历(8)
卜大华
释放“联动”
4月22号那天,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晚上都已经躺下了。突然开始点名叫人,出来站在操场上,一看,站了一大片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以为要拉出去斗争呢。那太好了,拉出去斗才好呢!在里面最希望发生的事儿就把我拉出去斗,我看你们能斗出个什么名堂来!军管会的人讲话,以前都叫“被拘留人员”,那天开会一开始就称呼“同志们”。他说,今天晚上,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在人大会堂,马上就坐车去。于是,我们乘坐三辆大轿车,前面还有警车开道。那天,警察都点头哈腰的,态度变好了。
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
江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牛皖平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啊,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
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教而诛嘛!回到北京,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公室,给他们车子。
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一个蓝小兵,一个骆小锋,两个女孩。又点了一个董良翮,总理说了不能不教而诛,说他跟主席说了以后,主席叫放人的。
那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当时我就有话说,我不能让这个机会白过去,但是那天哭得没法讲话。
我当时写了一个条儿,说,希望总理有时间再接见我们一次,总理念了这个条子,而且说,我们准备找一个时间,把你们和你们的家长都请来,我们再谈一次。
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我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嘛!他嘟嘟囔囔讲了一通。
康生讲了什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什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然后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主席叫放,我们的意见也是马上就放,你们还需要回去拿东西吗?是不是明天早上再回去?很多人大声喊道:现在就回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后来听说有人还是回去拿了一点东西。我们是再也没回去。
那天我没回家,当天晚上没公共汽车了。我跟着李元到邝桃生家去了。邝桃生在家,他没有被抓,但遑遑不可终日,一直提心吊胆。“联动”这事儿不完,他的事儿也完不了。我们到他家后,他妈妈马上给我们炖了一只鸡。
第二天,我回了家,又很快就回学校了。因为我想见大家。这件事完了,大家总算都可以放心了。
我被放出来以后,朱成昭[1]约了我一次。我为什么见他呢,就是听说他支持“联动”了,听说他反中央文革了,所以我也愿意见他。他也见过骆小海和胡宝朋[2]。他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两件事儿,一是他参加过很多中央文革的会议,对中央文革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与我们和王任重那种关系完全不同。他说,对“天派”,对北大,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意思是他只要稍微有所动作,就能把他们平了。二是中央文革这些人,就是在利用学生,他们利用造反派,打击“联动”。据说他和彭德怀谈过话后,憣然悔悟。他跟我们说,你们(反中央文革)实在是精神可嘉。对其他几个大学的红卫兵领袖,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朱成昭说,和中央文革打交道多了,慢慢觉得中央文革是在利用他。而他也不甘心完全被人利用,所以很快就出现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儿。
在和朱成昭谈完话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和大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大学生是在非常自觉地参加政治活动,而我们那时候则是非常自发的活动。我们参加运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要把谁搞倒。而大学生就不一样了。
 
“大联合”
我被抓起来以后,有一部分红卫兵的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说是要和我们划清界限。其实,这也是一部分人在寻求一种生存的方式。没办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被抓起来,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别人未必都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如果都背着你这个包袱,大家都永世不得抬头。那么,只有把你们抛弃,我们重来。对这种事儿,我觉得很理解。
“红革会”的头儿是张明[3]。他对我说,你回来了,还是你来管事儿吧。我说,还是你管事儿吧,我还得休息几天。
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一份材料,是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实际上这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你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你们是真心爱护的。我们正是爱护你们,所以对你们更严格。
因为4月22号那天总理说,准备再接见我们一次,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地等着接见的消息。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也没消息。然后,我们就去云南了,转了有一个多月,是旅游性质。回来再重新审视,文革的事情还没有完。那时候中学的造反派已经开始分“四三派”、“四四派”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拉起很多人的队伍了,但我们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梳理。
这年“五一”的时候,戚本禹在天安门上还专门问了一下程金香[4],卜大华他们放出去以后你们怎么样了?程金香说,我们“井冈山兵团”分裂了。戚本禹说,我们原来以为把他们放出去,你们能更团结,没想到你们倒分裂了。
到12月份才有了一次被接见的会[5]。那天我在家里,因为当时家里的电话被撤了,军训团找不到人,找到王小梅[6]家,然后他哥哥骑车到南苑去叫我,说是总理要接见。我说,总理接见,那我得去。我到卫戍区报到,然后去了人大会堂。到那里一看,是戚本禹和谢富治两人主持的一个会,我一下就泄了气了。
那次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不大的一个会。戚本禹说,今天找大家来,讨论一件事儿。主席最近提出,是不是将共青团和红卫兵合并?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挨个儿介绍参加会议的人,谢富治是看多少人谁也不认识,戚本禹还都认识。我发言时,戚本禹说,他是老红卫兵。我说,我不是老红卫兵,我就是红卫兵。我说,我同意红卫兵和共青团合并,因为红卫兵谁都可以成立。戚本禹话锋一转,说,最近外面谣言很多,有人说谢副总理犯错误了,你看,谢副总理不是还在这儿吗?那时候,王力、关锋已经垮台了,外面正在传关于戚本禹的事儿。戚本禹讲了一通开脱自己的话。
1967年12月到1968年1月,北京各中学差不多都已经“大联合”了,只有我们学校还没有联合。我们学校当时主要有三派,有“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我们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我们在关于“大联合”的谈判中提出三派在革委会中人员比例为6:4:4。“井冈山”不干,认为“思想兵”和红卫兵加起来人太多了,他们提出6:4:3,红卫兵减少一个人。我们想,我们两家加起来有7个人还是多数,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吧。其实我们对这个革委会的兴趣并不太大。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从来都比他们表现得更自信。
最后就按6:4:3达成了关于联合的协议。我们出三个人,出谁?出两个高中一年级的[7]和我。红卫兵的意见,不要说出三个人,我们就是只出一个人也要出卜大华。“井冈山”提出,你们出谁也不能出卜大华,他要当了革委会委员,就等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议换一个人,但是大家都不同意。我又提出,在“井冈山”的群众没有谅解之前,我可以不去。就是说,我这个名额可以空着。最后我说服大家,同意把我“挂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我们学校来,祝贺“大联合”。他说,清华附中终于实现了“大联合”,在这个“大联合”的过程中,红卫兵,特别是卜大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讲完话以后,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见我,说,你做的很对,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大联合”才能成功。当时外面围满了人,有些“井冈山”的人喊:他是反中央文革的!他昨天还讲反对戚本禹的话。李钟奇是一概不听,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如果不是我说服红卫兵,那就不用联合了,可能一直就那么拖下去了。所以李钟奇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溢美赞扬之词都给了红卫兵。他讲完以后,引起“井冈山”非常大的愤怒,当天晚上,教学楼门厅里贴满了大字报,说卜大华怎么反戚本禹。仅过了几天,就传出了戚本禹垮台的消息。有的红卫兵就在他们那些大字报上批上“打倒戚本禹!”“打倒戚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李钟奇当时丝毫不理睬他们讲的那些反戚本禹的事情。李钟奇是卫戍区的,他肯定早就知道戚本禹已经被抓起来了的事。
 
刘刚事件
从1967年《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8],把“联动”打成反动组织以后,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结束了。后面所有的事儿,不过是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而做的努力。
在这个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个东西,发现了“井冈山”的头儿——刘刚写的两篇大字报的底稿,一篇是打周恩来的,一篇是打康生的。估计是她准备写大字报,后来因为形势变了就没有写成。你们不是天天都在骂我们反中央文革,骂我们是反革命嘛?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反革命?我们先找军训团,说,有这么两个东西,刘刚写的,字也是她的字,证据确凿。军训团看了后说,这个东西挺恶毒的。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都去问过,这个东西怎么办?人家不管,都说我们向上面反映,但都没有结果。我们就干脆给她发了个通缉令,就是要搞臭她的名声。把她的大字报底稿上的内容抄在上面,说她恶毒攻击总理,攻击康生,就是反革命。我们把通缉令在北京市内一些繁华地段张贴了。
当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睡觉,被军训团叫到办公室去。我一到那儿,很多人坐在那里等着开会呢。北京市卫戍区军训指挥部一个负责人,叫刘丰[9]的,他拿起电话,说,现在召开电话会议。他说,现在发现社会上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通缉令,里面登了两篇东西,非常恶毒,用非常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央首长。这个东西必须立刻销毁,看见以后都要立刻销毁。向北京市所有的军训团通报了一遍。通知完了,他对我说,这个东西谁写的?我说,是我们写的。他说,你要把怎么写这个东西的前前后后经过都写出来。中央首长等着听汇报呢。中央首长现在还没有睡觉呢。我当天夜里就写了,第二天一早送给他。我在这个报告里写了发现这个东西后,先后向军训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都反映过,他们都说这个东西很恶毒,但是都没有说要采取什么行动,在这情况下我们就写了这个通缉令。你们要把这个报告送江青,那就送吧。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1968年的“五·二九”,我们听说,给主席写信,他不一定能收到,但是如果发电报,他肯定能够看到,因为电报是必须要送到的。我们就到电报大楼发了一个电报,就是想让他注意到,他曾经写过信的那个红卫兵组织,它还活着。我们还到中南海西门,给毛主席送了一个红卫兵袖章,用镜框装着。完事后,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后面的几个人,在路上突然碰到刘刚了。这几个人一下子就把刘刚围住了。其实,我们原来发通缉令,主要想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制,结果还真抓住她了。他们找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来,还多了一个心眼,这是申克美干的事儿。他想:把她抓到学校去也不是办法,我们没地方关她呀,还有对军训团也不好交代。那时候,清华大学的两派,“井冈山”和“四一四”正在武斗。刘刚不是和蒯大富的关系很好吗,他们直接就把刘刚送到对立面“四一四”那儿去了。
我一听说这件事,把我给气坏了。我们跟大学想撇清还撇不清呢,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嘛,你们把她送到那儿,不是给人口实吗?
当天晚上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应对这件事情,“井冈山”的人突然就向我们进攻了,手里拿着长矛等武器。在这之前还有个“三·二三”武斗,“井冈山”吃了亏,之后他们就做了很多准备。“三·二三”武斗的事情是这样的:“杨余傅”的事情出来以后,形势突然又变得严峻了。我们经常在红卫兵的办公室里议论形势,“井冈山”的这帮家伙在我们楼上,耳朵贴在暖气管上偷听我们的谈话,结果他们听到一些话,有攻击这个的,攻击那个的,都记下来了。
有一天,井冈山突然在教学楼门厅里贴出好多大字报,说,红卫兵攻击中央文革罪该万死,贴了一大片,把我们办公室的门都给糊上了。这件事真把我们气坏了。他们突然来这么一手,是示威给我们看,我们就这么做了,看你们能怎么样?要么你们就承认,要么你们就否认。如果你们否认,你们就要说违心的话。如果你们承认,就给自己找了麻烦。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气愤的事情。你还不好反驳他,因为他说的不少都是确有其事的。
他们写的任何内容我们都不去和他们辩论,但他们用大字报把我们办公室糊上了,侵犯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就这一点和他们讨个说法,你们怎么把我们办公室糊上的怎么给我们撕开。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仲维光,是我们班的。他把红卫兵当对手,红卫兵并没有把他当对手。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他在班里也没人说他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但他很有意思,现在自称是最早和红卫兵对着干的人。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那天中午,他们几个人走过来,我们正等着他呢。我对他说,我们门口被大字报糊上了,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对他旁边的徐桓、张本汉——也都是我们班的——说,这件事儿与你们无关,我们现在就找他。你给我糊上的,你去给我撕掉。仲维光也害怕了,徐桓、张本汉也没离开。我这人是讲道理的,你得给我讲出道理来。结果,他们那边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先动手了,他上来说:你们干嘛!说着用手一推。旁边有我们一大堆人围着呢,你动手还有你的好处吗?“咣”,一饭盆粥就扣到他头上了。徐桓、张本汉他们也想动手,结果就打成一片了。
我反正是什么都不管,我就揪着仲维光,要他去把我们门口的大字报撕了。结果,他们那几个人全挨打了。最后,军训团出来了,问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说,我们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办公室,你看他给我们糊的,弄得乱七八糟的,现场都还在呢。结果,他们吃了一次哑巴亏。
附中“井冈山”如果没有清华“井冈山”做后盾,他们不至于做到那个地步,我们虽然不发言,不争辩什么,但没有人敢如此欺负我们的。这是他们做的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是属于鼠窃狗偷的行径,用偷听来的东西,大言不惭地把它写出来,然后欺负到人的头上上,最后让人打了一顿。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文化革命期间,我唯一的一次,在能够预测到打人的后果而没有加以制止的事。这件事超过了我们的底线了。
就因为这件事儿,他们从清华弄来很多长矛,做了很多准备。结果在抓刘刚那天晚上,武斗就爆发了。“井冈山”占了教学楼,我们占了宿舍楼。那时候军训团还在,不断地在两边进行调停。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但是如果没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话,他们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食堂在靠近教学楼的地方,我们几次去打饭,他们都从教学楼上向我们扔石头。所以我们处境很不利。
第二天,清华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下打死人了[10]。清华武斗全面升级,从那以后就开枪了。眼看着就要波及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再呆在学校肯定没什么好下场。于是就决定撤走。但就在前一天,他们把邝桃生抓了。接着我也被人绑架了。
那时候有一些同学分配去北大荒,我到天桥商场给他们买礼物,突然被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围住。他们说,他就是卜大华,是“联动”的。我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抓“联动”。我就说到派出所去。我强调要让警察介入。到了派出所,我对派出所的人说,你们赶快找人。派出所以为就是一般的纠纷,我说,不是,他们有很多人。结果他们来了一卡车人,把我从派出所里抢走了。
被抓的那几天,我每天都被蒙着眼睛,关在清华哪个楼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打我,审问我,也不清楚。这也说明他们非常不自信,你做都做出来了还怕人家看见。
后来两边进行谈判,“井冈山”的有景小东、王培新,“思想兵”的有韩宝仁,红卫兵的是阎阳生。三方谈判,进行了好几次。第一次协议,是要用邝桃生换刘刚,“四一四”不干,认为刘刚这个人还可以利用。我被抓了以后,“四一四”同意放刘刚了。7月3号,双方同时放了人。
之后,我又到泰山、杭州、上海转了一圈,休养了一阵子。
回来以后,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在我们去南方期间,他们把赵晓东老师给害死了。他是体育老师,上课很认真,对谁都挺严厉,很尽职。在红卫兵时期,他没有什么事。结果就因为他的儿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一帮人专门去斗他,专门去打他,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从教学楼上跳下来,脑浆迸裂而死。王友琴文章也提到这件事,但因为此事牵连不到红卫兵,而相反涉及反红卫兵的一派人,于是她就语焉不详了。
 
放不下的包袱
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插队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有五个上山下乡了。我的小弟弟,是六九届的,家里不想让他去,他自己就报了名,自己拿了户口本转了户口,就到了北大荒。
从下乡和当兵这两件事来说,我的本意可能更倾向下乡。因为当兵是一种更大的束缚,下乡还自在一点儿。我们是用一种非常主动的办法来对待下乡的。但那个地方那么穷,也是一开始我没想到的。但是我们下乡还是很好的。延安这个地方,在我们眼里还是圣地。因为我们红卫兵去的人比较多,我算是带队的一个,一个军宣队的,一个工宣队的,还有一个我。我们三个算带队的,带了好几百个人去。
到延安以后,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把原来的安排打乱了。我说,下乡是一件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跟上学的时候还不一样,下乡是大家要在一块儿共同生活,所以除了男女平衡以外,最重要的是大家自愿结合,于是就重新进行了组合。
我们学校去的是延安地区最穷的地方,但我们去的每个队的人都还比较团结,干得都不错,就是因为这次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工宣队的也比较满意,认为处理得很好。我是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齐家坪大队插队。我们村的知青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红卫兵这批人所在的几个村儿,在后来评先进的时候都被评为先进集体。北京青年一来一大片,每个村子都有,哪个村儿的知识青年怎么样,老乡也都在口传,对我们那几个村的知识青年的评价相当高。现在这个县的人跟我们还不时有联系。
下乡到农村,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读读书,这个社会将来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
农村搞整党,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党员,但我们都成为了整党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帮他们办。我们还帮他们办学习班,帮他们学文化。我们在农村还办了一个刊物,《红卫兵通讯》,油印的。
到了农村以后,我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包袱放不下来,“联动”这个问题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在农村整党时,第一批就要发展我入党,结果报上去以后,没批。我们村报了两个,批了一个刘泽艳,没批我。没批的原因无非是“联动”问题,有些事情讲不清楚。于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没法呆了。老乡跟我都很好,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问我,你在学校把谁得罪了,怎么他们就讲你的东西?
后来通过父亲的老战友,我到部队当了兵。在部队后来又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在工程兵部队,挺艰苦的。当时还问我们,你们是到基层连队,还是到运输连等技术单位去?凡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用考虑,我都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到连队也是干得不错,搞了一个连队图书馆,搞了一个连队的夜校。连队很多战士的文化程度挺低的,我编了一套课本。其中选用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一节,一边讲地理、一边讲文化,学习识字。我们还写了个小话剧,并参加演出。我的表现应该还是比较突出。这个连队文革初期时在国外,在抗美援越,不知道文化革命是什么东西,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就应该提干部,结果到学校去调查,讲了一大堆东西。那个时候正在反“五一六”,结果还把我当成了“五一六”的嫌疑,不要说提干,入党也入不了。这个事情传到介绍我当兵的陈统光叔叔[11]那里,他们也大吃一惊。
我在部队呆了两年就复员了。但在哪里,这个东西你都躲不掉,只要江青他们没倒台,就会一直存在着,都还会在你的档案里放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公安部于1979年正式为我开具了关于“联动”问题的平反证明,这个事情才算有了个结果。
 
 
 
 
 
 


[1] 朱成昭(1941-1998),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地质东方红兵团主要负责人。后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被捕。
[2] 胡宝朋,北京一0一中初中二年级学生,一0一中红卫兵成员。
[3] 张明,清华附中高632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4] 程金香,女,清华附中高644班学生,清华附中“井冈山”负责人之一,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
[5] 19671216日,谢富治、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红卫兵座谈会,把北京市大中学校的一些主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传达毛泽东关于整顿红卫兵和共青团的指示,征求关于如何进行整顿和今后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等问题的意见。会上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1.共青团与红卫兵并存;2.取消共青团,用红卫兵代替;3.用共青团取代红卫兵;4.学校用红卫兵,部队、工厂、农村用共青团。
[6] 王小梅,女,清华附中高652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7] 红卫兵的另外两个代表是高651班的崔鹤鸣和高652班的何晓鲁(女)。
[8] 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写道:“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
[9] 刘丰,北京卫戍区干部,当时任北京市军训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10] 1968年5月30日,清华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学生许恭生、卞雨林和工人段洪水死亡。
[11] 陈统光,当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副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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