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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1)
作者:分类:朝花夕拾标签:
王宇访谈录
卜伟华
 
 
王宇,辽宁海城人,1946年6月29日出生于齐齐哈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北京二十八中高三二班学生。王宇是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的负责人。1967年4月以后,北京中学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四四派”以后,二十八中“八一八”是“四三派”中最有代表性的组织之一。1968年1月19日,王宇被军训团当作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被批斗。1969年5月随父亲到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后进入湖北襄樊铁路机械厂当工人,现已退休。
  
时间:2008年11月22日、2009年3月7日
地点:丰台区观音寺侯瑛住所
访谈时在座的有:当年王宇在二十八中的同学侯瑛(高一三班)、李红旗(初三一班)、曹力合(高三二班);当年王宇的“四三派”的战友潘菁平(师大女附中)、沈小川(女一中);“文革”研究学者米鹤都。
 
 
提 要
 
一、“文革”前 1953年全家从哈尔滨搬到北京。小学上的是北京铁路第七小学,初中上的是北京铁路第二中学,高中上的是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我当时老去西城图书馆借书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我自己的课外书。我课外书看的挺多,看的挺杂。高一的时候,差点儿被打成右派学生。但是我人缘挺好,而且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认识的人就挺多。
二、文革初期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学校里大多数是保的。反的就是一般好玩的,保的一般都是学生干部。我属于好玩的。我实际上当时只是出来仗义执言,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派。结果这一闹,没有几天工作组下来了,说校党支部有问题啊,最后一选,把我选上了,选成革命学生代表。高二的马美英等三人,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口号,什么黑帮之类的词都出来了。工作组认为他们是反动的。我也不同意那些人的观点,但认为即使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但工作组斗了他们。工作组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说要“揭开假左派真反革命王宇的画皮”。结果这大字报一贴出来,学校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以后工作组就控制不了局势了,工作组就丧失了在学校里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了。
三、成立“八一八红卫兵” 六中红卫兵成立很早,来二十八中串联过,但我觉得他们太激进了,他们要搞大革命。要建立什么毛泽东城。北京要改名字啊。这个我就特别反感。工作组撤走的第二天,师院附中红卫兵来帮助成立了二十八中红卫兵。由于对这个红卫兵不满意,在8月5日左右,我和任七一又组织了二十八中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叫“红旗”。“红旗”这些人出身好,大部分是部队的孩子。“红八月”的时候,他们开始打人。我就几次警告他们不许打人,抄家。我说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不能动手打,这是一个杠。他们屡次放杠,我就把他们全开除了,开除以后,我就把“八一八红卫兵”给拉起来了。我们成立以后,立刻宣布,二十八中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随便批斗老师和学生。然后牛鬼蛇神队解散,回家交代罪行去,需要批斗的时候随叫随到。我们后来把学校里原来最优秀的分子全发展到我们“八一八”里来了。原来所谓的保皇派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
四、“破四旧”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你要不抄家,不点个景,将来会有人说你的。“八一八”也抄过家,但那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好,登记好,然后故宫博物院来的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八一八”曾经抄过一个国民党中将的家,他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家里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的多。
五、参加“三司中专部” 曾经想参加“西纠”,没人理,于是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三司中专部”。10月18号那次接见前,“三司”就招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要冲击那次接见。我说,这事儿要是一错,可能要掉脑袋,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接见中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三司中专部”的壮大我是使了一把力气的。在真假“三司中专部”之争中,我们比较支持四川饭店的那个。
六、“四三”、“四四”讲话和“五一”、“五二”武斗 “四三”大会上,我成了主要的发言者。会后,要求不要把讲话传出去。结果,我们当天夜里就把讲话整理出来,并且它贴到长安街上去。还写了“炮轰李钟奇”、“打倒李忠奇”的大标语。“四四”开会去的人比较少,主要是戚本禹讲话。听说汪东兴对军训团团长说要抓人,就去和军训团团长闹,军训团团长把汪春平叫去训了一顿。“五一”中午,汪春平找人把我打了一顿。当晚,通知很多学校,来了一两千人,把二十八中包围了。把老兵和“红旗”打得稀里哗拉的。有几个人打得很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五一”、“五二”武斗以后,陈伯达来到二十八中。
七、被打成“坏人” 1968年1月,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二十八中地理位置太优越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军训团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人扑上来就动手了。然后直接把我撅到大会上去斗争。抓我那天,中南海那边都架着枪。我被抓以后,开始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听说江青都说了“王宇就是反革命”,我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就是反对毛主席。把我关在学校里,斗了我有300多次。天天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进行抗争。曾经用石头砸自己的头,还摸电门,也没电死。后来就进行绝食抗议,绝食了6天。挨整以后,神经出现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王宇(左)与卜伟华,2009年3月7日于北京
 一、“文革”前
卜伟华:请先谈谈你父亲的情况。
王宇:我父亲叫王福恒,原来是在哈尔滨当铁路工人,是火车司机。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党,当了干部。
卜伟华: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王宇:53年到北京。
卜伟华:怎么来的呢?
王宇:当时铁路上急需要人才,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来的。
卜伟华:那时候你父亲是工人,还是干部?
王宇:是干部。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
卜伟华:那时候他做什么工作?
王宇:在铁道部搞信访。
卜伟华:53年一来就是在铁道部?
王宇:对,到北京就是在铁道部搞信访工作。
卜伟华:他原来在哈尔滨做什么工作?
王宇:他在哈尔滨铁路局当总务科科长。总务科是管医药卫生、后勤、建筑,感觉比现在副局长管的范围还要广一些。后来调到铁路部,一直到去世,除了个别时期,他基本上一直搞信访或监察局,信访撤销了,就到监察局,监察局撤销了,就再回信访局。一直到死。去世的时候66了吧。一直没退休。我们家亲戚有不少都在东北铁路上工作,各个地方都有。他是火车司机,就是毛泽东号机车组那个单位。后来他当了个副段长。
卜伟华:你母亲呢?
王宇: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
卜伟华:53年到北京的时候,你应该有6岁了吧?
王宇:7岁。8岁上小学。上的是铁路第七小学,那个学校刚成立的第一年的第一届一年级学生。铁七小当时在北京是非常好的学校。
卜伟华:在什么地方?
王宇: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卜伟华:现在还有吗?
王宇:据说最近和另一个小学合并了。当时铁七小是跟史家胡同小学齐名的好学校,因为铁道部特别重视这个学校,投资很大。文化革命以后,铁七小衰落了,最后就等于被人家给吞并了。
卜伟华:你初中是在哪儿上的?
王宇:铁二中。铁二中的老兵,“四三派”,“四四派”,这几派的头头都是我原来的同学,而且跟我关系都一直特别好,文革当中,文革前,文革后,关系都特别好。
卜伟华:铁二中在你们家附近吗?
王宇:对,也在我们家附近。铁二中原来也是比较好的学校。现在差一些了。铁二中的人都比较老实,因为家里都是铁路上的。为人都比较正统,做什么事都讲规矩。我就说过,铁二中出不了人才,人太规矩了,就不出人才。到现在,铁二中一共就出了两个人才,一个叫马晓天[1],副总参谋长,前几天电视上还出来了,看来是负责外事活动的。还有一个就是作家陈建功[2]
卜伟华:马晓天是不是比较年轻的?
王宇:不是,我估计他是老高一的。
卜伟华:文化革命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哪派的?还有陈建功?
王宇:不知道他是哪派的,陈建功也不知道。后来高中上的是二十八中,二十八中当年在北京还可以算是中等偏上一点的学校,不像现在。
卜伟华:二十八中当时是对全市招生吗?
王宇:全市招生。过去高中初中都是全市招生,随便报。我考铁二中是九十几分啊,反正铁二中当时招生是要96分以上的。学校呢说考本学校优先,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十三中,第二志愿报的铁二中,我的平均分是93分,结果铁二中没要我,我落到二十八中。
卜伟华:二十八中比铁二中怎么样?
王宇:要差一点。铁二中当时就是比八中低点,跟三十五中差不多。因为它是铁道部的重点,一个大单位重点支持。铁二中的老师都是很出色的一些人才。
卜伟华:你说说二十八中的概况,这个学校全校有多少人?
王宇:二十八中有2000多学生,初中都是十个班嘛,三十个班。
卜伟华:一个年级有十个班!我们一个年级才四个班。我们学校(清华附中)是1200多人。

米鹤都:我的印象中,你们学校的操场不行。

侯瑛[3]:操场小。只有三个篮球场。
王宇:我们学校据说从前是吴三桂的戏园子。
侯瑛:不是,是清朝的那个升平署[4]。六中和二十八中都是升平署的,当时给隔开了,成了两个学校。
卜伟华:最早它俩是一个学校吗?
王宇:不是。庚子赔款后美国人办的学校,不是有汇文[5]嘛,二十八中当时叫义文。资格特别老。我们老师讲,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二十八中都是先锋,都是最早参加的。
米鹤都:这里离天安门近。
王宇:对。文革前还请了老校友化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叫张学文来做报告。他说,一二九时就在这边活动,还说当时郭影秋[6]是在哪间教室与他们秘密接头的。
卜伟华:就在你们学校吗?
王宇:对。二十八中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米鹤都:六十年代你上学那段时间,你觉得那时的教育对你来说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
王宇: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到高二以后,可以说已经是绝对拔尖了。就是说我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那时最高分一般是120分。多一道题。有一次考化学,我哗哗哗写完就走。我写字一向都特别糟糕,有的字老师都不认得,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跟老师吵了一架,我回去就把化学书全背下来了。第二回考试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我就跟老师说,我的答案就是根据化学书第几章第几节,在第几页第几行。老师一看没办法,就说,好了,给你八十分吧。那时的化学老师叫赵光雄。
王宇:我上高中以后,得了近视眼,我又不爱带眼镜。我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不怎么管我。我上学时,把一只笔往口袋一插就上学了,那些课本就放在抽屉里头。老师讲课时,我就学习下一节课的内容,我自己学。学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开始做作业了,当天预留的,和可能预留的作业我都做了,而且往多了做。下午我就看课外书。
卜伟华:那时候你觉得学习还比较轻松吧?
王宇:我觉得上课对我来讲是太耽误我时间了。
卜伟华:耽误你干什么的时间呢?
王宇:我当时老去西城图书馆借书看。我是下课就打球、游泳、玩儿,上课我就看我自己的课外书。我课外书看的挺多,看的挺杂。
卜伟华:你有没有担任过什么班干部?
王宇:最多就担任过课代表。
卜伟华:什么课代表?
王宇:化学课代表。初中时当过历史课代表。我们那个历史老师挺有学问的,是印尼华侨,也给过我一个59分。
卜伟华:你在中学有没有入团?
王宇:没有入团。
侯瑛: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基本上就是右派学生,但是没有带帽子。
王宇:但是我人缘挺好,而且平常老打球,玩儿啊,学校里就认识人挺多。我是上学每天正点到达,放学了,一撒腿我就走了,学校里都不呆。我们班的女同学有一多半我不认识。这回同学聚会的时候,出来几个女同学,既不认识,也不叫不出她们的名字。
卜伟华:可能是因为几十年不怎么交往,这么多年都没见过。
王宇:除了必要的情况下,我跟我们班的女同学不说话。
卜伟华:你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还是非常呆板的一个学生?
王宇:都不是。我有功夫就玩儿去,打篮球,打台球,到玉渊潭游泳,夏天整天就泡在那儿了,下课铃一响,我就奔玉渊潭了。
卜伟华:你差点被打成右派学生是怎么回事?
王宇:可能是高一的时候,跟一个老师吵了一架,闹的挺厉害。
卜伟华:因为什么事呢?
王宇:因为什么事我现在还真忘了,但好多人还都记得这事。
卜伟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处分?
王宇:后来不了了之了,没给处分。因为这个事,我还跑到教育部去告状,教育部的信访室,一谈,说家里干什么的。赶紧给我爹打了一个电话。他们都认识,都是搞信访的。
卜伟华:跟你矛盾的对方是班主任呢,还是学校的领导?
王宇:跟我吵架的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叫张金铎。文化革命后,他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去。他说,王宇啊,那时候我就怕你审我啊!我说,哪能计较那个事。那天他把自己做的醉枣都拿出来了。
侯瑛:他那个事应该是在我们中学里头算很大的一个事。他们那几个学生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结果。
王宇:在几个人中,我的态度最强硬。
二、“文革”初期
 
卜伟华:你在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那到文化革命前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做考大学的准备了吧?
王宇:准备都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开始玩了,不复习功课了。
卜伟华:那时候大概是毕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高考还没有进行。
王宇: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把福建编的,浙江编的十年高考试题全部做完了。我还把苏联的那个十年高考试题做完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复习的了。
卜伟华: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女一中,男四中那个废除高考的倡议[7],一出来你有什么感觉?
王宇:这事好像我都不记得了。
侯瑛:女一中,男四中的倡议是什么时候搞的呢?
卜伟华:6月初,女一中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后来男四中也写了个信,然后六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女一中和男四中的信,并且公布了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

侯瑛:一开始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发表以后才知道。那会儿我们学校已经特别乱了,王宇正在忙着贴大字报呢。

李红旗:我认识王宇就是在那时候。文革前我不认识他。北大大字报[8]出来以后,《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我们学校大概6月1号、2号就有大字报了,然后大概一两天之内我就看见王宇他们班几个人,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人,在学校贴大字报。
卜伟华:你们学校最开始贴大字报,是贴在哪里?
侯瑛:就贴学校的院墙上了。
卜伟华:是学校让贴那儿的呢,还是大家自发贴在那儿的呢?
侯瑛:自发的。
卜伟华:我们学校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五楼大教室,拉了好多铁丝,让大家把大字报都挂在铁丝上。后来就不管了。你们学校是一开始就贴在教学楼外面的墙上了?
侯瑛:我们学校没有楼,都是平房,大字报都贴在平房的墙上。
王宇:当时我没有写大字报。他们几个起来贴大字报,受到许多攻击,我就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允许人家发表意见。这一来呢,就把矛头都指向我了。
卜伟华:一开始学校所谓的两派,是一派要反学校党支部,一派是保党支部,是吧?你是什么态度?
王宇:我是支持反校党支部的那一派。
卜伟华:大多数学校还是保的多一点。你们学校反校党支部的的都是什么样的学生?
王宇:大多数是保的。反的就是一般好玩的,保的呢一般都是学生干部。我属于好玩的。我实际上当时只是出来仗义执言,我本来没有想参加哪派。结果这一闹,没有几天工作组下来了,说校党支部有问题啊,最后一选,把我选上了,选成代表了,革命学生代表。
卜伟华:工作组是几号进校的,记得吗?
侯瑛:工作组好像就是6月20号进校的。
卜伟华:那比较晚了,我们学校是6月8号。
王宇:工作组进来之前,一部分学生跑到校长室那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结果这么做呢就引起一拨人的反感,但是当时反的这帮人也就是提意见,并不是要反校党支部,绝对不是,就是提意见。
卜伟华:当时很多学校都不许随便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是反对了。
王宇:工作组进校我立刻就当了代表。因为工作组一进校就说我们学校党支部是错误的嘛。
侯瑛:工作组进校之后,好像很民主,每个班要出一个革命学生代表,然后这些人呢就是围绕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
卜伟华:工作组进校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成立一些组织?
王宇:还没有。
侯瑛:还没有组织,但是已经有那个群而不党的劲头了,你一拨我一拨的了。还没有拉起旗帜来。
王宇:工作组进校以后,马美英他们三个人提出了当时我们认为是过激的口号。
卜伟华:什么口号?
王宇:大约是反对党支部这类的。我们这帮人说他过激了,不支持他。而工作组就开始斗争他们。
卜伟华:工作组进校以后,对学校党支部是什么态度?
王宇:好像也是反对的态度。
卜伟华:说学校党支部是有问题的?
侯瑛:不是,他不是明显的说有问题没问题,就是由他们来主持这个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工作,学校党支部这些人呢没怎么着他,靠边站。但是也没说他们怎么着,他们还该干嘛干嘛。但是已经明显的由这个工作组来主持革命。学生里有代表,老师里也有代表,但是老师里的代表没有干部,主要领导都靠边站。
卜伟华:在工作组期间,北京市各个学校基本都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你们学校最早的有那些组织?
潘菁平:不对,你这个印象是错的,可能只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在工作组时期就成立了群众组织。
卜伟华:当然海淀区那时候成立的多一些。
潘菁平:当时我们学校肯定没有成立组织。
卜伟华:我也有一些材料,就是哪个学校的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大概也有一些材料。
侯瑛:那他是瞎吹呢,没有。
潘菁平:成立组织都是工作组撤了以后。工作组撤了之后,才揭竿而起。只有你们清华附中是早的,北大附中也算早。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城里绝对没有。城里的中学都是在工作组领导之下。
卜伟华:工作组期间,一般在各个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或者筹委会。
侯瑛:不叫革委会,也不叫筹委会,就叫文革会。
卜伟华:各个学校的名称不大一样,像我们学校成立的叫文化革命师生代表大会。
侯瑛:对,二十八中也是叫这个,就是叫革命师生代表大会。
卜伟华:但是我们也管它叫革委会。
潘菁平:不叫革委会,叫文革会。
卜伟华:就是一个意思嘛。
侯瑛:不,是毛主席有一个什么批示之后,才叫革命委员会的。
卜伟华:不是,那又晚一点。
潘菁平:不是,我跟你讲,革委会是在67年的1月份以后。
卜伟华:那是两个意思。67年1月以后的那个革命委员会,是夺权性质的革委会。在66年6、7月份工作组在校时期呢,成立了一批文革会,或者革委会,或者师生代表大会。像北大叫校文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像我们学校叫革命师生代表大会。还有的学校叫一些其它的名字。但是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有一个群众性的选举出来的专门的组织,领导文化革命。十六条里专门讲了一条,就是说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那时候成立的还不是夺权性质的革委会,还是一种群众代表性质的。你们学校也成立了?
王宇:对。
卜伟华:你是代表吗?
王宇:是代表。
卜伟华:你还记得当时那个代表委员会大概多少人,或者是怎么个形式吗?
王宇:那不知道,反正是一个班一个。
卜伟华:全校一共有多少个班?
王宇:全校共42个班。
卜伟华:你们学校不是一个年级有10个班吗?
王宇:初中是10个班。高中一个年级有4个班。
卜伟华:四三一十二,加三十,四十多个,然后加老师,四五十个代表。
侯瑛:对,得五十多,还有老师呢。
卜伟华:在7月中旬的时候,团中央有一个精神,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一些学校恢复党团组织,二十八中有这个情况吗?
王宇:没有。
卜伟华:潘菁平你记得吗?师大女附中好像是恢复党团组织了,在7月中旬以后。
潘菁平:这个我不记得,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当时7月中旬以后我们去邢台军训了,到8月的时候回来的。那时候我不是团员,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王宇:工作组斗马美英这几个人,就激起了民愤了。
侯瑛:在工作组进校的前后,我们学校高二有三个人,有一个女生,两个男生,他们就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口号,不是一般的意见了,是比较严重的意见了,甚至什么黑帮那些词都出来了,大概他们也是从社会听来的。然后工作组进校之后呢,就先拿他们开刀。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像王宇这些人呢,他们也不同意那些人的观点,但认为即使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但工作组斗了他们。
卜伟华:王宇你为那几个人说话,结果把矛头又对准你了。
王宇:对。我就认为不能这样对待学生,当时已经有那种意思说要抓右派分子了,我是高三的学生比较显眼,一说话,矛头就对准我了。我不服气啊,当时就顶起来了嘛。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确实没有组织。当时心里也有点寒,因为我是高三的嘛,毕竟跟初中学生不一样,对右派这个词还是知道一些的。工作组抓右派,但对我当时他动不了手,因为支持我的人多。他就开了一次大会。
卜伟华:这是在工作组进校以后,过了多长时间的事?是不是已经到了7月份?
王宇:差不多,也就是工作组进校后的十来天二十天的样子。
卜伟华:工作组斗马美英他们,你替马美英他们说话,结果工作组又把矛头对准了你。对你开批斗会了吗?
王宇:学校开大会,就是要抓右派学生,在开大会的同时,工作组布置了一批人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要“揭开假左派真反革命王宇的画皮”。结果这大字报一贴出来,学校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以后工作组就控制不了局势了,工作组就丧失了在学校里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了。
米鹤都:大字报是谁写的?
王宇:是工作组支持学生写的。
侯瑛:就是那些原来的学生党员啊那些人。我觉得工作组来了什么事也没干,就是围绕着马美英的事,后来还有王宇的事,天天辩论那些事。
卜伟华:辩论什么?是开全校大会进行辩论吗?
侯瑛: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会,自己班里也在辩论。比如说你们班辩论吧,我们班就会去好几个人。去两拨人,有拥护你的,有拥护他的。当时学校里的这种辩论会,民主气氛特别浓厚,随便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会,非常好,畅所欲言,我觉得中国就需要这种民主。
王宇:就这一个大会,等于把工作组搞垮了,他再也没有领导权了,威信降底了,他没有支配权了。
侯瑛:工作组到咱们学校干的几件事,一个是马美英他们那件事,还有一件事也特别逗,有两个青年老师,一个姓吴,一个姓韩,那天晚上他们俩聊天,就说了点什么,给他们整了个“吴韩夜话”,然后天天批斗。我感觉工作组时期,跟斗走资派啊,跟旧教育制度啊,都没有关系,就整二十八中自己这点烂事,瞎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工作组就撤了。学校里就形成了二派人,实际上是三派。一派呢,就是原来倾向学校党支部,倾向工作组的这派人;还有一派人呢,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的,经过那一个多月的陶冶,就开始联合起来了,观点也一致了;当然还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干的一派人。


[1]马晓天(1949- ),河南巩义人。20079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2] 陈建功(1949- ),广西北海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嬉笑歌哭》以及《陈建功散文精选》等。
[3] 侯瑛,文革开始时是二十八中高一三班学生,后为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1968年1月,与王宇同时作为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被解放军军训团“揪出”,遭长期关押,多次批斗。
[4] 升平署,清道光七年(1827)设立,主持清朝皇宫内演出事务。升平署旧址珍藏的剧本、档案、戏衣、道具、剧照等,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升平署旧址包括原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和女一中(现北京一六一中学)校舍。升平署戏楼院是保存较好的一组建筑物,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是一组四合院,内有北向戏楼一座,四合院北房前出轩,适合观赏演出。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5] 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区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址,原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后改名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北京解放后,1952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立第二十六中学”。1989年校名恢复为北京汇文中学。
[6] 郭影秋,应为郭明秋。郭明秋(1917-2001),河北涿鹿县人。1935年后担任北平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组织部部长,学生会主席。她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运动中担任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
[7] 19666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条建议:一、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二、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三、假如今年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升学,就请党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挑选。
611,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6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学生的两封信,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中说:“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很快就出现了全国大混乱的局面,1966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自然流产。
[8] 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于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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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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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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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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