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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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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3)

 

五、参加“三司中专部”

卜伟华:“破四旧”以后就到了大串联了。你串联去过什么地方?

王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从重庆往南走。

卜伟华:几月份出去的?

王宇:10月份,因为前边不是还有个“10·18”嘛。

卜伟华:就是1018号那次接见中发生的“口号事件”[1]。“三司”[2]认为后来发的口号删去了几个口号不对,是阴谋。

潘菁平:1018号“三司”已经成立了吗?

卜伟华:“三司”是96号成立的。刚成立不久,就发起这么一个大行动,就是要冲击这次接见,后来惊动中央,紧急开会,招集这些人来,说,你们别冲了,我们把这些口号恢复了,但是后来还是冲了。

王宇:“八一八”成立以后,我们感到有点迷惑,没有方向。你除了抄家,这革命下一步往那走啊?所以也想到社会上找一些路子。我就跑到西四,要求参加西城区纠察队[3]。当时他们占的是九三学社那个位置,结果去了以后,问了这个,问了那个,没人理,我一生气,去你妈的,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后来听说文化宫里头有三个司令部,我就跑到那儿去了。听说“三司”最革命,他的第一政委是陈伯达,第二政委是谢富治,第三政委是郑维山[4]。我们到那儿就参加了“三司中专部”。“中专部”当时有三个人,太平桥中学一个,铁一中的金刚,还有四十四中的刘露,等于是也就三个学校,他们是第一批,我们是第四个参加的。我们参加以后,三十一中又来参加了,接着就有很多学校来报名。我记得还有景山学校的贺红缨,有人说这是贺龙的姑娘。对很多后来报名参加的怎么办,我们就开会讨论。三十一中坚决反对都吸收,说要严格审查。我说,不行,红卫兵就是一个群众组织,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组织,愿意参加的你就参加,愿意走的你就走,把口直接放开。当时领导我们的是北京大学的高赤宇,代表大学的领导我们。放开了口子以后,哗哗的好多人都来参加了,队伍呢立刻就壮大起来了。我们跟社会上建立了联系,我就退出来了,回到学校,派我们学校一个人叫李国祥,派他参加“三司中专部”的领导,我就退出来了。1018号那次接见前,“三司”招集我们开紧急会议,说这个口号变了。我看了半天,我说没觉得多大区别,可能我水平低,他们就做了一番解释。回去以后越想这事越不对头,我们就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说咱们不管口号不口号,有什么内容,这事要一错了,咱们就全完蛋,可能要掉脑袋这种事情。当时大形势在那,我们又不能躲。我说,你们跟在后面,别站在前头去,人家往上冲,咱跟在后面就行了。那次接见我在北太平庄[5]那里当红卫兵纠察连的连长。回来后我一问,也是吓出一身汗。据说毛主席的车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转了一圈,一拐弯的时候,群众队伍哗就把毛主席的车队一下给截断了,把后面的车全给截住了。后面的车后来拐个弯才追上毛主席的车。那段时期可能是比较萧条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说干脆走吧,串联去吧,一串联串联了一两个月。

侯瑛:你再说说见到毛主席的感觉。

王宇:毛主席的车远远的过来了,因为我是站在最近的,最里边一排只有我一个人。我确实看见毛主席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而且我感觉他这个人身上发着一种红光。我这人不是迷信的人,我也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那种人,可是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记忆特别深刻,就觉得毛主席不是一个凡人。

侯瑛:毛泽东那天是穿着军衣。

沈小川:我碰到一个人,说他见到毛主席的脸色是很黑红的那种脸色。

王宇:我那天看到的是红光满面。他们中央首长肯定有特殊的保健品吃,因为我跟周恩来握手时,我感觉这手不同寻常,特别的嫩,说的不好听像南豆腐一样,特别的柔软。

沈小川:你觉得你对毛泽东没有崇拜的精神吗?

王宇:不是,对毛泽东确实是崇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有人把毛泽东说的怎么高不相信,因为这不符合人类的规律。

侯瑛:(问卜伟华)你见过毛泽东吗?

卜伟华:我“八一八”在天安门上见过。我就感觉他的肤色特别黑。样子有点老。毛泽东不像个普通人。周恩来在旁边说话什么的像个普通人,忙忙碌碌好像是一个正常人,毛泽东像个菩萨似的,一句话不说。

潘菁平:我觉得王宇当初对毛泽东的感觉,和一般年轻人相比,还不是那么崇拜。

王宇:我记得,当时我对说毛泽东是“顶峰”不理解时,侯瑛跟我解释,当代,你要看当代这两个字。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的人,他容易脑瓜糊涂,但我不是那种人。

沈小川:见到毛泽东,你是否很激动?

王宇:没有,我这人从来没有激动过。有时候爱发脾气骂人,但我这辈子没有为啥事激动过。

潘菁平:我822号那次参加清华的大会,跟周恩来的距离很近,因为我坐在前排那个地方。那天下雨把我们所有人都淋湿了,穿雨衣的下身也都湿透了,每个人都冻的面色发青,发紫。周恩来很奇怪,他就是满面红光,他那个脸色就是非常的红。

王宇:我跟周恩来一握手,我就感觉他肯定吃了什么补品。

卜伟华:我问你个具体问题,当时“三司中专部”有一个真假“中专部”之争。

王宇:这事儿我听说过,但我不太清楚。我们这边比较支持四川饭店的那个。

侯瑛:那个事啊其实特简单,我知道。

卜伟华:是不是两家都想一个正统的名义?

侯瑛:对,两拨人。一拨是以三十一中的一帮人为首的,还有一拨是几个中专的。两拨在文化宫那边争领导权,然后三十一中这拨人呢,他们原来的头儿,这人我认识,和我原来住街坊,叫孙克平。他就领着一帮人就把“三司中专部”弄到四川饭店去了。

卜伟华:你们是跟谁比较接近呢?

侯瑛:王宇跟他来往时还是一家,没有两家,后来分的两家。后来我们串联回来,发现他们分成两家了。

王宇:“三司中专部”的壮大我是使了一把力气的。

卜伟华:开始你参与了,但后来的事你不知道了。

侯瑛:在10月上旬的时候,当时“三司中学中专部”搞的还比较正点,我记得我还跟你(王宇)去过一回。当时看着他们都挺忙的,就跟电影演的敌军参谋部似的。等我们一起出去串联,在全国各地转了一圈,往西走,往南走。

王宇:到了重庆、桂林、长沙、韶山,转了一圈才回来。

卜伟华:一次跑了有一个多月吧?

侯瑛:对。等我们回来以后,那边已经变质了。一帮人在那儿混,吃点喝点砸点,反正就是乱折腾。然后王宇就跟他们不来往了,就把一些东西,都是抄家来的那些东西,两边都一样,没什么好东西。把东西搬到四川饭店了,因为四川饭店离三十一中很近,在那儿逍遥法外去了。然后两拨就互相说,我是正统,你是假的。

王宇:李晓度就说他是四川饭店那拨的。

侯瑛:要说正宗的呢,应当是三十一中那拨人是正宗的,中专那拨人是后来的。中专那帮人是等城里的局面好转了,对造反派有利的情况下,他们才起来的。原来他们在各个学校好像都是少数派。10月份以后,我们学校已经比较太平了。那个红卫兵已经大势已去了,“红旗”那帮人就在外面吃喝玩乐,我们“八一八”这帮人当时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会儿专门负责写大字报,然后领一帮人上街上去贴。然后王宇带着我们就去串连了,等串连回来,北京城局面就又不一样了。

王宇:就赶上“十二月黑风”了。

卜伟华:“十二月黑风”就是有一些人提出反中央文革,开始反这些人了。

王宇:对。“十二月黑风”,挤兑朱成昭[6],又说中央军委有问题,都发生在那段时间。

卜伟华:朱成昭那事儿还要晚一点,12月份。

侯瑛:好像那会儿我们跟朱成昭没有来往,跟聂树人[7]有来往。他上我们学校去过几回,他跟王宇关系不错。

米鹤都:说说你们学校广播站的事和在“十二月黑风”中的作用。

侯瑛:从南长街开始,一直到中南海这个小门,这中间那个莲花灯上边的喇叭都是我们学校的。

卜伟华:怎么都是你们学校的?应该是北京市政府的吧?

侯瑛:不是。我们自己安的。就是那种25瓦的喇叭,我们自己安的高音喇叭。

卜伟华:那一共安了多少个呢?

侯瑛:那我忘了,有多少个电线杆子就安多少个。

李红旗:应该有三四个。

卜伟华:要是都安你可花不起那个钱!

侯瑛:那会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喇叭,都接到原来我们“八一八”总部旁边,就是原来我们学校的播音室,就接到那屋。我记得闹“联动”的时候,“红旗”还冲进播音室,打起来了。他们还向外播音,什么“北京二十八中红旗坚决支持联动”什么的。记得那天晚上打起来了嘛,抢我们的广播室。

 



[1] 19661016,有关部门为毛泽东的接见印发了统一的“标语口号”。因为有些标语口号太长等原因,1017又重新发布。较之16日印发的,删去了一些(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口号。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进行总动员,和北航“红旗”等造反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并在首都街头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三司”还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此事惊动了毛泽东。1018凌晨,中央政治局随即开会讨论,恢复了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2] “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696日成立。

[3]  西城区纠察队,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1966825日,由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其后又有西城区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加入了“西纠”。

[4] 王宇的说法有误,北京“一司”、“二司”、“三司”都是由杨成武、刘志坚担任辅导员,并没有什么第一政委、第二政委和第三政委。

[5]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没有采用红卫兵游行的方法,而是让红卫兵站立在街道两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蓬吉普车进行检阅。毛泽东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然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行进。

[6] 朱成昭(-1998),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调干生,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后因为“炮打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1980年被正式平反,1998年病逝。

[7] 聂树人,当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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