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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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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4)

六、“四三”、“四四”讲话和“五一”、“五二”武斗

米鹤都:说说“四·三”、“四·四”的事儿。我听李东民说过这一段的事儿,你再从你的角度说说。

王宇:从“十二月黑风”以后,我们就往回收,社会上的事儿我们就不参与了。中学红代会筹备的时候我是筹委会的委员,军训团通知我到西四去开了一次会。后来又通知说哪天哪天开成立大会。开大会之前,有好多人纷纷来找我们,拉我们参加反对。这当中就有很多熟人,如三十一中、女八中的,这我们就有倾向性了。中学红代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碰见李东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我不认识他。他说,听说你跟黄淑美是一个班的?我说,是啊,他跟我初中是一个班的。听他个口气是将来要提拔我。因为当时只给了我一个筹委会的委员,正式的没有我,有点儿亏了我,将来给我弄上去。开会的时候,谁给我一个条子要反映什么问题,好像是跟军训有关系。我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我就走到第一排,交给康生了。康生看了看,就给郑维山了。郑维山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侯瑛:给你条子让你反映意见的是赵伟理,赵伟理上我们学校找过他,赵伟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秘书组的,反正他跟谢富治关系特别好。

卜伟华:反映什么意见?

王宇:反映军训的,对军训不满嘛!我从大会堂里头一出来,看到满大街都在游行呢。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些人是有组织的。但是这些人跟我关系比较好,我们就等于是加入了他们,但还没有具体行动。

侯瑛:你说你开中学红代会那天出来吗?

王宇:是呀。满大街都在游行嘛,用的咱们的大喇叭,好多队伍都在游行。后来就发生了“四·三”讲话。

侯瑛:“四·三”讲话那天,是秦喜昌找的王宇。那会儿外头的事王宇他不管,外头的事都是我去办的,秦喜昌找到我,我告诉他到里边找王宇。当时秦喜昌说,今天晚上首长接见一些中学生的代表,听听对军训的意见,让王宇准备准备。

王宇:有人给我写了张条子,是谁我也不认识,说让我去说。实际上那天的会上我就成了主要发言者,发言最多的除了周恩来就是我了。先说李钟奇[1]。别人给我李钟奇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条说,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将来的班,还得你们接。

潘菁平:这是谁说的?

王宇:李钟奇。当时总理说,站起来,有没有这么回事?李钟奇说,没有。我说,我这里有两份记录。我说,你这不就是“血统论”嘛!他不承认。我说,这不可能是假的,我也不认识你,不止一个人给我递的条子,还有当场会议的记录。总理说,李钟奇同志是东北军的,是在六盘山下起义的,排长,也没有多少文化。后来,李钟奇作了检查,这事就过去了。然后,我看见的第二个条子是什么呢?是说胡生、吴京华被军训团关起来了。我说,这些都是学生,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军训团一来就把人关起来了。总理跟他的秘书说,赶紧派车把他们给接过来。当时还有二十七中的梁音宗,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闹,要进来。于是就有人给我递条子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总理说了。总理说,那你去把他们叫进来吧。我就走到大门口去把他们叫进来了。

卜伟华:“四·三”这个大会大概有多少人参加呢?

王宇:人相当多。

卜伟华:上百人还是上千人?

王宇:反正没有一百人,也差不太多。你想想,那帮大头目就有多少?你往下数啊: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丁国钰……光他们那帮中央领导人,我估计就有二十多个,所以整个加起来,最少也有七八十人。

沈小川:你说的“四·三”会就是43号开的?

王宇:43号晚上。然后下边就开始汇报军训团的问题。

米鹤都:你反映的主要是什么问题?

侯瑛:两件事,一个是李钟奇的讲话,康生把李钟奇训了一顿,让他作检查。李钟奇一开始不承认,说那讲话不是他讲的,他说这个稿子不对,最后还是作了检查。中央领导人呢也有点替他抹稀泥,这事就过去了。第二件事,是王宇反映了,一零一中把胡生、吴春华给关起来了,就问这个北京市军训办公室的人,有一个头儿,那个人后来特别恨王宇,问他有这事没有,他不承认。总理就说,你把人接来解决问题。马上总理就派人把两人接来。

沈小川:是一零一中的?

侯瑛:对。然后,王宇又干了一件军训团特别不高兴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二十七中的梁音宗他们的组织“铁军”已经被军训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已经取缔了。梁音宗过去在“三司中专部”的时候认识王宇,就来求援。然后王宇就发动西城我们认识的好多朋友,像三十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六中的,就声援去了,搞了一个声援大会,连游行,骑自行车,到学校喊口号、贴标语什么的,咱们俩都去了,搞的声势比较大。

卜伟华:就是二十七中军训团把他们取缔了,你们去表示声援,说他们是革命组织。

侯瑛:对。原来西城指挥部的郭副司令员跟我说过这事,他的意思是说,你王宇是左派,我们承认你,也支持你,你不要到社会上管那些闲事去。正好那天梁音忠在人大会堂门口啊,王宇就当着首长的面非要让他进来不可。

王宇:不是我要让他进来,是我把他的要求反映给首长了。

侯瑛:你给反映的,不就是让他进来嘛!所以就给军训团来一个下不来台。

卜伟华:梁音宗进来以后是不是又讲了一番话,讲他们组织是怎么被取缔的?

侯瑛:对,梁音宗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说的比王宇说的过激得多。我觉得王宇当时在“四三派”的大群体里,始终不是那种过激派。但那些人都跟他是朋友,这个事就非常麻烦。结果呢,我觉得有点代人受过的意思。人家特恨梁音宗,你非要帮他说话,人家就恨你呗,就这么回事。因为那天我参加整理记录稿,不是王宇一个人记录的,还有六中的,还有女八中的,把他们几个人的记录综合整理出来。

卜伟华:这个稿子你们现在找不到了?

侯瑛:那上哪儿找去?早就没了。不是你说的有讲话记录稿吗?

卜伟华:要好好找找,说不定能找到。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那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没有群众发言的内容。

侯瑛:最后首长有一个讲话,是谁说的忘了,是总理说的还是谁说的。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讲话不要传出去,李钟奇同志呢还是个好同志,他已经承认错误了。结果呢,那天王宇临走时告诉我,你别走,你回家里等着,回来要整理这个讲话稿。结果我们那天夜里有好多人在这等着,我觉得那天夜里应该有庞军,有几个人在那儿等着,还有六中的不知是谁。都是附近各学校的。当时王宇、康典他们几个说,把“四三”讲话连夜刷到长安街上去。

卜伟华:就是把讲话原文抄出去了,另外有没有批判李钟奇的?

侯瑛:有啊!当然有啊。而且还贴了大字报,炮轰李钟奇,打倒李钟奇。

卜伟华:所有才又有了“四四”讲话。

侯瑛:所以第二天下午秦喜昌又来了,还埋怨王宇,说你看,昨天首长说了不让传出去。得了,今天晚上还得去一趟。这玩意又“四四”讲话了。“四四”讲话整理出来又跟“四三”讲话不一样了,反着了。

卜伟华:“四三”讲话是批判李钟奇的,“四四”讲话是给李钟奇说好话的,说你们不要给李钟奇贴大字报。

侯瑛:对啊。所以这个事就闹的比较激烈。

米鹤都:人家李东民特有意见,说你们“四三”那天晚上说好了不扩散,结果你们晚上全给刷出去了,第二天早上满街全是大字报,满街都是大标语。

侯瑛:所以才导致后来说汪东兴要让谢富治抓人,原因就在这里。但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谢富治一直挺保护我们的,而且谢富治对王宇印象很好。

卜伟华:谢富治对“四三派”一直态度不错。

侯瑛: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赵伟理,经常找王宇,我们见过好几次。这个人岁数挺大的。

卜伟华:他穿军装吗?

侯瑛:不穿军装,穿便装,有点胖。他是中央文革的秘书,好像是负责跟谢富治联系的。

米鹤都:是戚本禹的秘书吧?

侯瑛:不是。

沈小川: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侯瑛:不知道。后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他是副秘书长。他在北京革委会。

潘菁平:最后整你们和抓你们,可能都跟43号晚上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吧?

侯瑛:那肯定,最后导致那个结果了。

王宇:不一定有关系。我们早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我们也判断出来了,但我们没逃跑,不想逃跑。

侯瑛:王宇已经知道要抓他了,但他不告诉我。就在他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让我上地质学院附中去找薛玉峰,薛玉峰当时也是北京革委会的。我半夜骑车从地院回来了,第二天早起王宇就被捕了。

沈小川:我就老奇怪,那个时候挨斗的人为什么不逃跑啊?

侯瑛:王宇他被抓,其实跟李钟奇的事关系不大。主要就是军训团。

李红旗:“四四”那天,总理问,你们谁看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卜伟华:“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吧?

李红旗:去了。

侯瑛:“四四”总理没去。

李红旗:总理绝对去了,我听到总理说的话。他提出这个么问题。

侯瑛:别争了,“四四”那天总理没去。“四四”那天降了格了,“四四”是戚本禹去的。“四四”那天说话的是戚本禹,你回来还用笔记呢,没错。

米鹤都:有一个细节,就是“四三”那个会,是秦喜昌通知你们参加的,可是李东民说,“四三”的会他没什么准备,他去了以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四三派”的人。

侯瑛:他说的不对。“四三”的人是多一点。不是临时通知的,是上午或者中午左右通知的。

王宇:“四四”讲话的时候,戚本禹问我,我站起来,我说我看过。他说你对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革命斗争当中解放的包括我们自己,改造我们自己。结果他也没正面说,也没说错了。

米鹤都:你把“四四”那天开会的情况说说。

王宇:那天开会人去的比较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主要是戚本禹讲了些话,然后戚本禹提出这个问题,我站起来回答,戚本禹解释了解释。另外他在谈到军队的时候说,那些战士都是些孩子,跟你们岁数一样,个别的比你们还小。

侯瑛:那天会议上,戚本禹先把王宇训了一顿,就是让他站起来,说二十八中的王宇,昨天说好了会议讲话的内容不要传出去,结果还是传出去了,听说是你干的事。

卜伟华:其实是很多个学校干的,不止是你们学校。

王宇:二十八中倒霉在它这个位置,它挨着天安门。

李红旗:而且整理稿子的地点是在这里,然后从这里把稿子发出去,大家去贴,然后大家印传单。

沈小川:后来是不是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四一四”讲话的那次好像我参加了,戚本禹讲了遇罗克是不是?否定了《出身论》,然后遇罗克才被抓住了?

卜伟华:对,否定了《出身论》。抓遇罗克又晚一些了。但是戚本禹这个讲话以后,全北京就都开始批遇罗克了。

侯瑛:我们没有批。

卜伟华:当时基本上是所有的组织都在批,“四三派”和“四四派”都在批,包括大学的造反派,也都在批《出身论》。

沈小川:为什么那时候还会有一个“四一四”讲话呢?

卜伟华:因为《出身论》在那时候已经有一定影响了,他中央文革的人当然要出来讲话。

侯瑛:军训团来了以后,中学的造反派中有一拨人是合适的,有一拨人不合适。比如说二十八中王宇就合适了,军训团就支持他了。像二十七中“铁军”呢,他们就不合适,军训团就不支持它。我估计一零一中的胡生他们,军训团也是不支持他们的,他们就挺倒霉的。当时四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卜伟华:四中在“五一”前不久好像也有一场武斗。

侯瑛: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写《出身论》的那帮人特别活泛,好像印了一个报,叫《中学文革报》,然后到处去卖,满长安街都有这个报。李东民那个首都兵团[2],后来在西城不是有个点嘛,在缸瓦市那儿,然后这些人就纠集一帮人去四中砸那个报去,闹的挺激烈的。刚才卜伟华不是说了吗,就是不管“四三”、“四四”,都去砸那个报社。

卜伟华:因为中央文革正式表态了。

侯瑛:原来大家在《出身论》问题上还有争论,结果戚本禹讲话以后,就等于彻底否定了。

卜伟华:其实你们学校军训团对你们还是不错的,是吧?

王宇:对。

李红旗:军训团它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二十八中“八一八”是左派,这个是社会上公认的,他带着这个任务来的,就是说进学校就要支持二十八中“八一八”。

王宇:实际上,他们还是倾向我们学校的老兵。

侯瑛:他们在各班里都支持的是老兵。那些人比较听话。

王宇:而且他有了倾向性以后,还斗了一部分学生。

卜伟华:斗了什么学生?

王宇:杨燕宁。

卜伟华:是哪个组织的?

王宇:是我们“八一八”的。

侯瑛:他当时是我们的吗?

王宇:当时还不是我们的,后来是。为这,我跟军训团干起来了。杨建宁是初二的,对民主党派说了一句话,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错误的,然后他们班的也斗她,军训团也斗,斗了一回不行还要斗。她就找我来了,我就去找军训团团长了。我说,一个初二的小姑娘,说点什么错话无所谓。我说她这句话并不错误,我现在忘了,马列主义是有这句话,但是她说错啦,军训团说那就是反动。我说咱们马列主义的老祖宗也是错误的,真理多走一步过去就是错误。但军训团说不行。我就急了,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告诉她的,你能怎么样?我说,从今天起,二十八中再随便斗一个学生,我就让你下不了地!当时斗了好几个呢,侯瑛好像也挨斗了。

沈小川: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宇:67年的春天。

侯瑛:就是他们解放军刚进校的时候。

王宇:另外我要求军训团对老红卫兵管着点,别满世界去坑蒙拐骗偷啊,这一类的。他们军队进来思想上是倾向于老红卫兵的,容易站到他们那边。

李红旗:而且部队上层都互相都有联系,跟老红卫兵的家长都有联系。

王宇:军训团表面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暗地支持老红卫兵,但是老红卫兵他又扶不起来。

潘菁平:其实这也就是北京中学的规律。

卜伟华:大多数学校的军训团都是如此。但有的老红卫兵参加“联动”了,参加“西纠”了,这些都不能支持。有的军训团就支持“四四派”。

潘菁平:“四四派”窝囊,没观点,或者说是随大流,听话,出身也稍微好一点。

卜伟华:他们没有镇压群众这一条。

潘菁平: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学校“四四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军训团支持他们。

卜伟华:你们学校“四四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四三派”叫什么?

潘菁平:叫“红色造反团”,。色儿团。

卜伟华:你当时认识王友琴吗?她是初一的吧?

潘菁平:不是,她是高一的。

侯瑛:军训团撤出了一段时间,后来原班人马又都回来了。当时好像有个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个讲话。

卜伟华:对,9月份10月份全国都在学习,还有就是大办学习班。

侯瑛:军训团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们还是特别收敛了。在我们学校来说呢,还是拉着王宇,那时候又成立一个筹委会,王宇还是副主任。

王宇:不是,我给推了。财迷是副主任。

李红旗:让王宇干,他不干,最后给推掉了。

王宇:好多大事我后来都是推的,让别的人去的,“三司中专部”开始是让李国祥去的,后来是财迷。

李红旗:当时虽然他不出头,但大事还是他说了算。

卜伟华:然后又在什么事上交锋了呢?

侯瑛:最激烈的就是11月份交锋最厉害,当时准备成立革委会,在干部人选上,王宇坚持要让几个干部进革委会当副主任。

卜伟华:是原来的校领导吗?

王宇:一个是教导主任,一个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侯瑛:在关于教导主任的问题上,斗争比较激烈。这人叫何国栋,人现在已经死了,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个人好像还是原来旧北京市委要提拔的苗子。

卜伟华:“八一八”要求结合他,然后红卫兵和“红旗”反对?

侯瑛:对。军训团也反对。

卜伟华:反对的理由呢?

侯瑛:说他曾经当过叛徒,历史有问题。他历史问题我们都调查过,就是他当儿童团长的时候,十四岁,国民党军队来了,问他谁好。

王宇:问他国民党好还是八路军好,他说国民党好。 就这么一句话。

侯瑛:不知道怎么整出这么句话,跟神话似的。

王宇:可是这句话双方都调查了。

卜伟华:现在看起来,也很好理解,那么小的孩子,一吓唬什么不说啊?

李红旗:调查材料我都看过。包括我们学校对立派的调查材料,我们都看过。当时国民党来了,就哄儿童团,给他们拿了好多糖,给他们吃,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说国民党好。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材料不知道怎么整出来的,我们认为没问题,他们认为有问题。结果就在干部三结合的问题上,一直闹到西城区那个郭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坦克部队的副司令员,都出面了。他们劝王宇听军训团的,结果他就不听。双方斗争特别激烈,简直就没法开会。

王宇:反正就是他认为是叛徒,我们认为这就是革命干部。材料一样,结论完全相反。然后是书记,书记的哥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枪毙了。

侯瑛:就是我们后来那个书记,后来当了西城区区长。他的历史其实很清白。

卜伟华:他的历史清白,但社会关系复杂。

王宇:事实呢大家都认定是一样的,但这两个结论完全相反。

侯瑛:就跟调查瞿秋《白多余的话》似的,那个文章是他写的,但是一派就说他是个叛徒,另一个派就说他很英勇,唱着国际歌壮烈牺牲。所以后来就跟军训团的特别厉害。就在大概前一个月,听说郭副司令员派一个姓邓的参谋长,下来蹲点。二十八中、六中、女一中这三个学校都由他负责。

卜伟华:因为那时候全北京都在办学校班,不断有报喜的,说这个学校大联合了。有一些学校僵持不下,就作为难点,老大难问题。

侯瑛:就是说一定得把王宇拿下。

李红旗:那会儿陈伯达来过一次。

侯瑛:陈伯达是“五一”、“五二”以后来的。

王宇:不,陈伯达3月底就来了。

卜伟华:3月底陈伯达到六中去了。

王宇:那天我说了,45号也许是46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要保护革命小将》[3],记得吗?

李红旗:那是江青讲了话以后。

卜伟华:题目好像是《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李红旗:江青在工人体育场有一个讲话,那会儿你已经被抓起来了。

王宇:我是说67年。

李红旗:67年我不知道。

王宇:陈伯达那帮人老到我们这儿来。

侯瑛:这个事我不知道,咱们实事求是的说。他曾经秘密来过,我听财迷说过。但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露面,是在“五一”、“五二”武斗之后,他来了没表态,陈伯达什么也没说。他的讲话是泛泛的讲了一下,就是不要武斗。

王宇:但是他有倾向性。因为我当时跟陈伯达急了,吵起来了。实际陈伯达倾向我们。他是“五一”、“五二”武斗以后来的,在后边的院里开大会。他说,王宇来了没有?我就过去了。他说,你站到我旁边,他坐着。旁边是他的秘书,他说话别人听不懂,那会儿我头一回听他说话。

潘菁平:王宇,当时中学红代会5大领袖有你吗?

王宇:没有。筹委会有我,中学红代会就没有我。

潘菁平:那都有谁啊?

侯瑛:李东民,秦喜昌、陈永康、刘龙江,薛玉峰、程金香。

卜伟华:程金香是后上来的。程金香原来不行,李东民走了以后她才上来的。

潘菁平:哦,陈金香是你们清华附的。

王宇:她还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一趟,程金香“四三派”的。

侯瑛:程金香既不是“四三派”也不是“四四派”,她那个人没准儿。她跟我们也挺好。据说因为刘刚名声不好,所以推的程金香,军训团推的。

潘菁平:我觉得文化革命有些事情挺可笑的,比如你们学校的刘刚,当一个什么头儿,她不就是凭着跟蒯大富的特殊关系嘛。

卜伟华:刘刚这人也有特点,这个人还是挺直爽,挺敢说话的。

米鹤都:她自身也有点儿能耐。

卜伟华:原来是我们学校排球队的,排球打的不错。

王宇:她有些能力,性格直爽,自我感觉也有点儿高。

侯瑛:刘刚没什么能力。她干什么了?

潘菁平:她是个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的那种人。

王宇:我记得“四三派”开会从来没有把她当回事儿。

卜伟华:刘刚后来在国外待了几年,是吧?

王宇:是,她在西班牙待过,最后离婚了。

侯瑛: “五一”、“五二”武斗的时候,为什么能召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那天王宇晚上在广播站一说,很多中学生都在外面游行、狂欢呢,那天晚上,一听喇叭都跑过来了。

卜伟华:其实跑过来时都已经打完了吧?

侯瑛:不是。第一仗打完了。第一仗我们是亏了,是他们把我们打了,第二仗是王宇把人叫来,又把他们打了。你说的那是第二仗没开始呢。第一仗王宇让人家打的头破血流的那天,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啊。

卜伟华:挨棒子打的还是挨砖头?

王宇:棒子,打到脑袋了。

侯瑛:第二仗人就多了,就控制不住了。我们学校的房子就是那种古典建筑的老房子,他们红卫兵在一个耳房上。来声援“八一八”有六中红旗、三十一中东方红。来了一大帮子人,都站到高墙上,往红卫兵站的矮墙上打,最后把他们打得稀拉哗啦的,全从房上滚下来了。那天有几个人给打的挺重,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抢救去了。

米鹤都:为什么打起来的?

沈小川:什么时候打的?。

王宇:“五一”晚上。

侯瑛:那个事儿跟汪东兴有关系。4月份那会儿我跟“红旗”那几个人经常来往,所以王宇就说我,说你怎么老跟“红旗”的人勾勾搭搭?“红旗”那几个小哥儿们,原来是他的哥儿们,后来跟我都不错,现在我们还来往呢。“红旗”的陈庄路突然告诉我一消息,他说汪东兴叫我们军训团团长上中南海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就透露出汪东兴要谢富治抓人,要在4月底抓人。

卜伟华:抓什么人?

侯瑛:就是抓王宇啊!

卜伟华:1967年?

侯瑛:对啊。19674月底。

潘菁平:为什么抓啊?

侯瑛:就说是反军训。汪东兴的儿子汪春平把这个信儿告诉“红旗”的,汪春平是老兵的,陈少楼是“红旗”的。汪春平告诉陈少楼,陈少楼把这事告诉我,我就告诉王宇了。王宇就去跟军训团团长闹,闹的我们那个杨团长都怕他了。他天天跟他闹,他拿他一点辙都没有,叫他开会就不开会。那时王宇是我们筹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呢是团长,副主任就是他。军训团进校之后明确表示坚持支持左派组织,支持“八一八”红卫兵。但是正主任老是指挥不动这副主任,特别恼火,而且因为“四三讲话”是我们第一个公布到长安街上去的,所以军训团特别恼火。

后来杨团长把汪春平叫过去臭训了一顿,说你不该透露这个事儿,还说,我回头通过卫戍区司令部告诉你爸爸。结果呢,汪春平就特恼火,就找了几个人,陈少楼、王学应他们几个人。51号中午,我那天跟李红旗两人从女一中回来,李红旗不知道干嘛去了,我一个人在那儿,他们找到我,丁光五四的就把我打了一顿,还骂我,说你为什么说这事。当时他们人多,我就从兜儿里掏出把刀子来,抵挡了一阵,还把陈少楼扎伤了,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他们就到后院去了,从后院回来就带来了一帮人,到我们“八一八”总部,王宇正好在那屋里呢,就把王宇打了。当时屋里好像没什么人,就一两个女生。

王宇被打之后,当时就火冒三丈,就赶紧组织人马。结果就通知好多地方,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到天快黑的时候,天蒙蒙黑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各学校五一那天都到天安门广场狂欢去了嘛,都打着旗子去了。我们一广播,我觉得应当有一两千人吧,就把二十八中团团围住了。后来的场面我没去,我听说乱七八糟就打起来了,最后打的军训团出面掩护老兵、“红旗”那些人撤退了。

卜伟华:他们老兵和“红旗”一块儿跟你们打?他们两个组加起来也没有你们人多啊?

王宇:对。没有我们人多。

侯瑛:后来就收不住了,往死里打。把陈少楼他们几个打的挺惨的。当时王宇怕出事,就放他们走了。

李红旗:当时啊一个是放他们走,还一个呢,也是没见过武斗那么厉害,当时打的头破血流都看不出来脸了,而且男男女女哭成一片,我们也都有点蒙了。

卜伟华:事情起因实际上是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指侯瑛)把汪春平的话说出去了,他不高兴了,找人打你,然后你们又把他们给打了。

米鹤都:汪春平不是也挨打了吗?

侯瑛:挨打了。当时4月底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局势就很紧张了。因为“四三”讲话以后,“四三派”势力比较大了,那时候我们学校是门庭若市,很多人都是那会儿认识的。

 



[1] 李钟奇(19132003),辽宁省建平县人。1931年参加东北义勇军,1933年编入抗日同盟军。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2] 首都兵团,全称为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1966916日成立。

[3] 19674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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