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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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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访谈录(5)

七、被打成“坏人”

王宇:在抓我之前,我们已经预感到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向黄作珍、刘绍文[1]等打听情况。当时报纸上已经有江西开始开始抓坏头头的消息了,还有江苏。北京电报大楼的“红电”、“红迅”也抓了一些人。后来我们还开会分析了一下形势。我们打听到的消息都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对头。二十八中地理位置太优越了,树大招风。另外,“四三派”也有点太招摇了。看看那些小报,全国各地那出什么事都有“四三派”的事。我觉得“四三派”的力量相对力量比较弱,因为你是中学生嘛!你又事事出头,非招嫉计不可。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我们学校要动手了。可是一打听呢,黄作珍他们都说没有这么回事。那天,我们从二十八中分校走到学校门口,天上飘起雪花来了。我说,你看这个天就不对劲,今天八成要出事!等到抓我的时候,那个雪就停了。

卜伟华:早上?

王宇:早晨。天上飘着雪花。

卜伟华:怎么抓的?军训团来几个人对你说:跟我们走一趟?

王宇:没有。他们说找我有事商量,进到屋子里,他们几个人扑上来就动手了。

卜伟华:怎么动手?

侯瑛:上来就把他摁倒了。

卜伟华:还有这样抓的啊?然后呢?

王宇:直接把我撅到台上去,就斗争了。

沈小川:要开大会斗你,你们都不知道啊?

王宇:不知道。当时会场人不多。

卜伟华:应该是全校大会吧?

王宇:说是全校大会,但没多少人。

卜伟华:有百十人?

王宇:对,也就百十人。我被抓以后,一开始我一直顶着,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后来,他们关押我的人说,你还得意?江青都说你是反革命了!说是在一个什么大会上,江青说,谁说中学生没有反革命?二十八中就有一个,王宇就是反革命嘛!我一看坏了,不能再顶了,我就承认了我是反革命。

潘菁平:江青什么时候说的?

王宇:就是抓我的那几天。

卜伟华:他们开斗争会斗你,总得有几条啊,他们为什么斗你啊?

王宇:说我有十条罪状。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怎么反对的?

王宇:说是王宇猖狂的说,毛主席怎么怎么样。猖狂的、恶毒地说什么话什么话。

米鹤都:都有些什么话?

王宇:就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

卜伟华:是当着你的面揭发的呢?还是?

王宇:在大会上宣读的。

卜伟华:我是说,他们的这个材料是怎么来的?

王宇: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卜伟华:这些话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确实说过没有?

王宇:没有。最后一句也没落实下来。

卜伟华:这些话都不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觉得是不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王宇:没有,都没有。我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以后,但是一到具体事实上,还是不承认。

卜伟华:肯定不只是这几句话,还有很多呢吧?

王宇:那多极了。有人揭发,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一问,他也回答不上来。后来就开始问,侯瑛说过什么反动话,曹力合说过什么反动话,李红旗说过什么反动话。一个个地问。我说,他们都没有说过反动话。

卜伟华:那天就抓了你一个人?

王宇:抓了我和侯瑛、何国栋,那天会上斗了三个人。

卜伟华:三个人上去都是喷气式?

王宇:先斗我一个人,我走了以后斗的他们。

侯瑛:一个一个斗的。

卜伟华:开完会后,把你怎么样了?

王宇:就关押起来了。

卜伟华:关在学校里,在学校里找一个教室?

王宇:不是教室,是一个小偏房。中南海的围墙底下,修了一排小平房,很小很小的房间,只能放一个床,差不多六平米。

卜伟华:不许回家,每天就在那里住的?

王宇:每天斗我。

卜伟华:谁看着你啊?

王宇:就是学校里的学生。24小时看守。那时候斗了我可能有300多次,最起码300多次。以后就开始扩大了。

卜伟华:300多次是你记得的,还是你听说的?

王宇:我记得的。

卜伟华:你怎么能记得住?

沈小川:每天斗多长时间,每天几次?

王宇:每天三、四次,挨着个儿。有的时候,这边斗完了,转身进那边,一直搞到中午。我这两胳膊现在还有点毛病呢!

米鹤都:开斗争会撅的?

王宇:嗯。

米鹤都:那天斗你的时候,你说看见中南海那边都架着枪?

王宇:抓我的那天。把我押到小平房的时候,从教室后边一拐进来,很小很小的一个院,上边就架着枪嘛。

米鹤都:平常没有?

王宇:没有。

侯瑛:你看见架枪的了吗?

王宇:我看见了。

卜伟华:就是说他要采取这个行动,还要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到时对中南海造成危害怎么办,就在墙上做了些戒备。

王宇:对。八三四一部队要出动,当然我是听人说的,因为我是在里头嘛。

侯瑛:好像那边是有部队过来,就是八三四一的部队。

王宇:我听说,怀柔的首都警卫师都出动了。说做好全部准备,因为当天就有好几千人要来抄家二十八中。

米鹤都:那你还在学校里,那保险吗?没有把你转移了?

王宇:他们有那么多部队呢!很快,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就扩大了,把好几个老师,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关在我旁边。关在我隔壁的叫杨成辉,现在是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亲舅舅是陈少白[2],就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会长,他因为是大资本家啊,出钱。杨成辉一辈子没结婚,说他的历史问题复杂。他那天吃饭也来了,都80多岁了。还有一个反革命,是姓王的工人,也是我们这一派的。关了一大排。再下一步就抓老兵这帮人,关在顶头那间屋子里。

侯瑛:打于安林打得好狠呢,打的吱哩哇啦地叫。

卜伟华:关他们、打他们的,是些什么人来执行呢?

侯瑛:“四四派”的。说是“四四派”的,也是原来他们老兵的。

侯瑛:好像是叫“东方红”吧。

卜伟华:二十八中东方红,基本上军训团依靠他们。

王宇:好像不叫“东方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我看不起他们。老红卫兵后来分化了,有参加我们的,有参加他们(“四四派)的。“四四派”的人比较柔弱,他们一开始就叫什么“红外围”。当时我们就觉得,你要革命就革命,跟在人家后面干嘛?出生不好嘛,比较柔弱。但是打人的还是这帮人,等于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像于桑的儿子于安林,打得叮咣乱叫。整个里面没挨打就我一个。

卜伟华:哦,你反而倒没挨打?

王宇:他们说的要好好保护好典型。当时抓的人挺多的。

卜伟华:但是别的人抓的没那么长时间吧?像侯瑛关了多长时间?

侯瑛:跟他的时间差不多,也有一年多。

王宇:我不知道他,可能比我早出去两三个月吧。那时候有军宣队进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干起架来了。军宣队说我不是反革命,因为没有一项罪行能落实。军宣队队长还找我谈话了,一项也没有核实。军宣队说,你受冤枉了。

卜伟华:这个事儿在全北京出现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有好多学校有好几次要声援二十八中呢!

王宇:对。

卜伟华:像六中比你们晚多了,六中到4月份才宣布康典李锋做为坏人,抓起来了。也是军训团抓的。

王宇:那我就不知道了。到“五一”的时候,学校喇叭里广播,到处贴标语,红色电波传喜讯,中南海畔春烂漫,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给二十八中军训团打电话,问那王宇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这话是看守我的人告诉我的,我说后来怎么说啊?后来说完这句话,总理就把电话挂上了。

沈小川:东城几个学校,就是男五中、男二中什么的,也抓了几个人,也是给扔到小黑屋子里。

卜伟华:也都宣布了一些坏人。

米鹤都:你就没有关到监狱里去,是吧?

沈小川:他关的时间很长,好几年吧?

王宇:对,然后每天押着我,一年零四个月。

卜伟华:一年多,人家都下乡、插队分配走了,他们还呆到“九大”以后。你是这样,抓起来以后,开始跟他们顶,后来听说江青有个讲话以后呢,就说不行,顶不住了,干脆我就认了,你说反革命我就反革命了。那你就应该算态度比较好了,为什么还跟你没完呢?

王宇:因为具体的事情没交代出一件啊。

卜伟华:虽然口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是所有的事实都不承认,所以还是态度不好。

王宇:当时也觉得自己有错误。在那种压力下,天天给你灌输的。

米鹤都:你觉得自己怎么错了?

王宇:有些事可能是做错了,有些思想上是错的。

侯瑛:你想啊,“四三”讲话,“四四”讲话给闹出去了,那肯定是错的。

卜伟华:但是那些事说起来都是一些不太严重的错误,还不是那种恶毒攻击,敌我矛盾的错误。

王宇:后来他们反而逼的更紧了,天天白天斗争完了晚上提审,天不亮就让我出来扫地。我就进行抗争。

卜伟华:你是什么时候绝食的,你还记得吗?

王宇:真不记得了,天比较凉了。

侯瑛:1968年的秋天。

卜伟华:我看到是7月份的一个材料,说二十八中革命小将王宇已经绝食6天了。

侯瑛:你看到的是几月份的材料?

卜伟华:7月份,那时候还不凉,肯定还挺热的。

王宇:我这儿还有一个伤疤呢。有一天早晨扫地,拿这么大块石头自己砸的。拒绝扫地,接下来还摸电门,也没电死。然后我就开始绝食,绝食6天。

卜伟华:你当时受的压力很大呀!

王宇:因为原来我不承认,现在我承认错误了,你们还不依不饶。但是时间一长,脑瓜的思绪就又开始转变了。在他们的压力下,觉得自己是有错,越往那边想错误越多。但是在被逼到的极限了以后,又想,我是对的,我是正确的,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情绪又开始转化了,我想,反正是死,就斗争到底。

卜伟华:那时候你应该也就20岁左右。

王宇:2168年,快22了。

卜伟华: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侯瑛:王宇那时候神经有点问题。

卜伟华:表现在什么地方?

潘菁平:你承认吗?

王宇:我是挨完整以后,神经一直就没好。

侯瑛:他后来过了一两年才恢复过来。

王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侯瑛:你现在神经没毛病吧?

王宇:谁说没毛病啊,我自己都知道有毛病。

潘菁平:你说的是什么种类的毛病啊?什么样的性质?

王宇:神经啊。思考问题啊经常丢三落四。以前考虑问题要方方面面,今天有时候考虑到这儿,另一外方面可能就给忘记了。有时候说着话呢,就突然蹦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了。

潘菁平:这是肯定的。我学过心理学,他实际上对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一种永久性的伤害。

卜伟华:受刺激。

王宇:后来我跟几个人,其中有孙道临[3]的侄子,到北京市委上访。出来一个北京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军人,我记得他穿着蓝色的衣服,估计可能是海军的。我说,我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含含糊糊的。他说,你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我一听,急了,我说,操你妈!当时拿会议室的椅子就抡过去了,抡过去以后还要用另外的椅子去砸他。后来被他们几个拦住了。他说,他现在神经受刺激了。那人说,我们理解你,理解你。工宣队的队长审我的时候也说,你在这儿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教育,经过这个呢你就更成熟了。

卜伟华: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红旗:我忘了什么时候,大概是67年,我们学校组织过一次去劳动,我们当时到苏家屯去劳动,解放军是组织到大兴去劳动。我们组织的去了1200人,他们组织的不到200人,还淹死了一个人。老师百分之九十五跟着我们去苏家屯劳动了。

王宇:当地农民对我们特别的满意。我们给他们割稻子,什么都不麻烦他们,做饭都是我们自理。等我们回来一进城,就发现就不对劲了,满城贴的打倒肖华,这是67年夏天。

侯瑛:解放军在我们学校,他一个是不得人心,再一个他也有点不知所措,他很难办,他底下的兵有好多也支持我们。

王宇:67年底还到大兴去劳动了一回,这次是我们跟他们一块去的。我跟团长又干了一架。团长让当兵的逮刺猬,陪他喝酒。我跟我们这几个人说,刺猬的事都不要弄,咱们就好好劳动,我们是来锻炼的。结果他这人喝起酒来了,我进去就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就你长的这么胖,打仗的时候你跑的动吗?你走你都走不动。他是在部队搞后勤的军官,可能吃好的吃惯了。后来,他还立了大功了,得到提拔了。可能是68327号,《人民日报》有一条,在右下角,我记得特清楚。华北三支两军会议,有两个典型向全国推广,另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个典型就是我。到69年年初的时候,内蒙的、黑龙江的、上山下乡的学生,他们那会儿都来了。那时候,我在院里随便活动,有时候在门卫房子里坐一会儿,有的时候帮工人干点活儿。

卜伟华:也就是说,工宣队对你看管的不那么严了?

王宇:不是。那是因为他们让我出去,我不出去,他们干脆就不管了。

卜伟华:你就是要求给你一个结论,是吗?

王宇:是啊。沈阳的一拨儿外调的来了,进来,我在门卫坐着,外调的人说,你们学校的王宇呢?王宇现在干什么呢?我说,王宇就是我。他说,你不是全国典型吗?我说是啊,是典型啊。后来宁夏军垦的有个连长,东北农场有一个副场长,都跟我谈了,说你上不上我们那儿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都让我上他们那儿去。依据就是那个典型。

米鹤都:什么典型?

王宇:三支两军。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会议立了两个典型,其中我是一个。

米鹤都:怎么你是典型?应该是团长是典型吧?

卜伟华:就是整他的这个事儿。

王宇:就是抓“坏人”这个事儿,团长就立功了,得到提拔了。抓“坏人”典型向全国推广。

米鹤都:那你等于是反面教材了?

王宇:是。

卜伟华:最后怎么结束呢?最后你也答应出来了?

王宇:我没有答应出来。

卜伟华:到最后呢?

王宇:最后他们找我,我不是到北京市委去了一趟嘛,感觉到好像也就这么糊里糊涂了,毛泽东思想大学要毕业了,我又回去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李红旗他们几个人来找我,说你待着也是待着,待着也没个年头,干脆走吧,出去转转吧!我就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从山西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追究就完了。后来,我托人找了汪东兴,说当时你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出动部队了。

沈小川:你什么时候去找的汪东兴啊?

王宇:68年,让别人找的。不,69年。后来汪东兴的回答就是说,这是上头命令的,不能说。

卜伟华:这是通过汪春平吗?

王宇:通过谁我不知道。后来我还给陈伯达打了个电报,打完电报几天,是12月底,6912月底,在工体开了十万人大会,有人参加了,回来跟我说了。说陈伯达在会上说,二十八中有个王宇,现在提什么要求,你革命小将嘛,是有功有过的,在革命中经受锻炼。就来了这么一句话。

卜伟华:你觉得,这个就算是给了你一个交代,一个平反的意思了?

王宇:是啊,这就是平反了,但是没有正式宣布。我就一直不服。到70年,我又给陈伯达写了封信。后来,林彪的事情出来了,我就想,算了,以后再不惹这事儿了。我现在已经自由自在了,别回头又搅和进什么事儿去,我后来就再也没提平反的事儿。以后分配工作把分我到湖北。头儿来找我,因为我名声大啊,好多头儿都想和我认识认识,聊聊天。我说,别找我,我是流氓。工人惹我的话,没事,凡是头儿惹了我,我说,操你妈,你找死啊?有一回,班里开会,从武汉来的一个工作团,到我们这儿审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75年,有人念《湖北日报》,什么下乡干部跟农民“三结合”,我随便说了一句:又是他妈扯淡的事!工作团的人说,这是党报。我说,党报上扯淡的事儿多了。回去就给我汇报了,完了要开会批斗我。

卜伟华:那时候在什么地方?

王宇:湖北襄樊。

卜伟华:什么单位?

王宇:铁路修配厂。当时正准备要整我们单位那些造反派呢,我说了这话以后,这些兔崽子就盯上了,说王宇要打人,要开个会,批判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等等,就是批判我。一天,我们在打牌,一个小年轻过来找我说,王师傅啊,批判你的话,是那个领导让我说的。我说,跟你们年轻人没关系,明天我打那个兔崽子去。结果说完话,连夜他们全跑了,工作团全跑了,一个人没有了。

 

 



[1] 黄作珍(19141991),江西宁都县人。当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

刘绍文(19121981),江西吉安县人。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

[2] 陈少白(18601934),广东新会人。1895年参与组织香港兴中会,筹备广州起义,事败后与孙中山逃往日本,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去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1921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大本营参议。1934年在北平病逝。

[3] 孙道临(19212007),浙江嘉善人,著名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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