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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的夺权(上)

在1967年1月中旬以后,全国上下到处都出现了夺权的现象,在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中,夺权较早而又被中共中央所承认的地区有:山西、山东、贵州和黑龙江。

1.最早夺权的省份是山西

山西省的夺权,是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具体支持下,由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带头进行的。

1936年,北平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61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是仅有两个未履行手续出狱的人之一。[1]1966年11月23日,刘格平写信给林彪、康生,将当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一批党员干部诬为“叛徒集团”。此事正合康生心意,康生在两个月前(1966年9月)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2]12月底,江青又电召刘格平进京,当面授意他“回山西站出来当第一把手”,“领导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据王力说,毛泽东很欣赏刘格平,曾说过: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刘格平调到北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3]1967年1月4日,江青委托王力、关锋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回山西去参加文革,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4]

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造反派此时已多次冲击省委,批斗省委领导人。12月下旬,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广场和杏花岭体育场相继召开10万人和20万人大会批斗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5]。12月25日,造反派又冲击了《山西日报》社,查封了办公室、编辑部。12月27日勒令该报停刊。28日,强行查封了报社。1967年元旦,“红联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抢占了太原市有线广播站。由于山西省委机关不断被冲击,省委领导人频繁被揪斗,省委的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1月6日,刘格平回到太原,召集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日清等开会,传达中央指示,背着原省委秘密组建取代省委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这个小组由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刘贯一(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守中(省委委员、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6]1月7日,张日清向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允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1月10日,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袁振、陈守中与山西太原造反派组织串连,并向社会公布了他们五人联名写的揭发省委、策动夺权的“五人大字报”,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1月12日,刘格平、张日清等人召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北航播火兵团、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等25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会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调动一万余人,连夜抢占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机关,抢夺印章、档案,查封办公室,查抄省委领导人的家,抓捕扣押省、市党政领导人。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窠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7]

“一一二”夺权后,山西省委多数领导人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坚决不能把权交给造反派。1月18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和省委常委刘开基在北京向华北局反映山西的夺权情况,坚持认为夺权和“五人大字报”是错误的。[8]

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明确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夺权,王力说:“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王力在讲话中还说:“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9]1月22日,林彪批准张日清《关于军队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1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告全文,并配发题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中说: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0]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张日清代表山西省军区和驻晋部队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援,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和你们一起战斗”。“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1月26日,山西省军区和驻晋部队在太原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11]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1月12日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于1月29日夜间自杀身亡。

从1月13日起,太原造反派对省直各单位都实施了夺权行动。至18日,相继夺取了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等40多个单位的权。1月20日,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又发动第二战役,进一步夺取了电力、自来水、铁路交通等部门的权。到月底,省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夺权基本完成。2月1日和7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又发出第二号、第三号通告,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至2月底,全省各地、市、县党委和人委及数以万计的企事业单位全部被夺权。

山西省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一些未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组织的头头对“总指挥部”的夺权行为及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质疑,参数参加了“一一二”夺权的组织宣布退出“总指挥部”。“太原市红卫兵联络总站”(简称“红联站”),是当时太原市最大的跨行业造反组织之一,“红联站”的头头在“一一二”夺权后表示对刘格平等人不敢轻易信任,决定暂不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组织。“红联站”秘密联合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另立“造反总部”,开始新的夺权行动。在此后半个多月时间内迅速夺了山西省广播电台、省公安厅、省委党校、太原铁路局、太原钢铁厂、太原纺织厂、团省委、省文化局、山西大学以及大同市委、阳泉市委、雁北地委、忻县地委、晋南地委、晋东南地委、晋中地委等40多个单位的权。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对“红联站”的夺权行动不予承认。1月底,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又支持该厂的另一造反组织“红卫队”重新进行夺权。“红联站”在省广播电台的夺权也被宣布为非法。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挑选600余名骨干,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分赴全省各地(市)、县进行夺权或对已由“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夺权的单位进行重新夺权。

3月12日至18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联合召开山西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选出委员245人,常委27人,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陈永贵为副主任。[12]

2.从青岛到山东

山东省的夺权是从青岛开始的。1月17日,王效禹派康生的儿子张子石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运动的情况并请示今后怎么办。1月19日下午,戚本禹对张子石等人说:“你们赶快回去!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子不要让人家抢去。”当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子石等人,鼓励和支持他们在青岛市和山东省夺权。

1月22日,在王效禹的组织下,青岛23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当天,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汇泉广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青岛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经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青岛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会议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

1月24日,济南市一些造反派组成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布夺取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当天,各造反派组织还开会商讨夺山东省的权,但未达成协议。于是,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工总”)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山工联”)两大派分别行动,到省委、省人委以及所禹机关抢权。在有些地方两大派发生冲突。当晚,“山工总”出动近万人袭击“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山工联”办公机关,绑架了“山工联”主要负责人。第二天,“山工总”等17个造反派组织在《大众日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展开全面夺权。

1月28日,王效禹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一行22人到达济南。1月30日,王效禹的这个代表团紧急呼吁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2月2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3日,济南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2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2月2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共有委员60余人。5月,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会公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任副主任。[13]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祝贺山东省夺权成功。


[1]另一人为韩培义,文革开始时,韩为第八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局副局长。

[2]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转引自余汝信、曾鸣:《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3]《王力反思录》下册,页751。

[4]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当代山西大事记》,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刘格平等组成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时间,一说为1月8日。

[5]陶鲁笳为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调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卫恒为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为省委第二书记;王大任为省委书记。

[6]《山西通史》当代卷上,页437-438。“一一二”夺权后,山西省核心小组于2月10日发出通知,宣布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立。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成员陈永贵、袁振、徐志远、陈守中、胡炜。2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去掉了胡炜。3月6日,中央决定增补69军政委曹中南为核心小组成员。

[7]《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967年1月14日),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告。

[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六卷,页163。

[9]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1967年1月1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260。

[11]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465页。

[12]《山西通史》当代卷上,页454。

[13]参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页51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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