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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三节 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的夺权(下)

3.“西南的春雷”

贵州的夺权,是通过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进行的。李再含原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很早就开始批判贵州省委。他曾公开声称要“反戈一击,站在造反派一边,造走资派的反。”从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李再含背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接向中央发出18份电报,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贵州文化革命的情况,包括群众运动、红卫兵情况,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等。王力认为李再含是部队中少见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推荐。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他(指李再含)经常发较长的电报,对毛主席有很大启发,认为贵州有李再含就行了,这也是毛主席考虑部队支左的一个现实来源。”[1]

1月20日,李再含向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反映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毛泽东于1月21日在李再含的这封电报上作了批示: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2]

李再含如约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组处得到了关于夺权的具体指示。

1月25日,贵州省的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1月26日,《新贵州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宣布:“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31日,毛泽东看到了贵州的这个通告,他提笔批道:“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4] 2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1月28日,贵州省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限令原贵州省委书记、副书记、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内到省市造反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2月3日,贵州省造反总指挥部发出《十项通令》,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的五字方针,这个方针为迫害干部、提拔重用造反派定下了调子。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张明任副主任。

2月17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2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 [5]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4.“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的夺权是由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首的造反派联合进行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红色造反团的重要人物。在黑龙江省委中支持和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是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潘复生过去曾在河南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平反后调到全国代销合作总社当主任,1965年10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复生表现得很左,早在1966年7月底,他就指示“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6]。8月16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省委院内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当天下午,潘复生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高姿态,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发动群众进一步批判省委错误,并发出了通知。8月18日,在哈军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未经省委讨论,说“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宣布撤销通知,支持学生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并戴上红卫兵袖章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个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8月26日,省委机关的干部职工在八区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7]等领导人,还给李范五、王一伦戴了高帽子。潘复生在会上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后,省委书记处的12名书记中,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批斗。到9月下旬,黑龙江省委已呈瘫痪状态。9月22日,中共中央电示,要求黑龙江省组织临时省委,以解决省委对全省工作的领导。由于种种原因,临时省委未能成立。潘复生因到黑龙江省时间较短,造反派批判省委的许多问题都与他无关,而且他在运动中支持造反的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毛泽东决定依靠潘复生来领导黑龙江省的夺权运动。[8]

1967年1月10日开始,哈尔滨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联合向黑龙江日报社、哈尔滨晚报社、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人民广播电台、省财政厅、省人民银行、哈尔滨市长途电信局、省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等夺权。12日,哈军工和省委机关等单位的红色造反团联合组成了“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先后接管了省委各部、委、办的工作机构和省委机要室。16日,在潘复生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尔滨32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与红色造反团对立的多数派组织“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八八团”、“赤卫队”等于1月15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准备加入夺权行列,并向一些已被造反团夺了权的单位发起冲击,但遭到红色造反团的坚决反击。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三军”(“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头头被逮捕。“八八团”、“赤卫队”于1月下旬先后宣布解散。

1月31日,造反派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同时发布《第一号公告》,称:“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任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肯定了这次夺权行动和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3月23日,改名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3月,中共中央批准潘复生、汪家道为省革委会正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


[1]《王力反思录》下册,页738。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94。

[3]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15。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38。

[6]《杨易辰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16。

[7]欧阳钦当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李范五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一伦、任仲夷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8]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卷,页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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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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