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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一节 打倒刘少奇(下)

      

2.“革命大批判”

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指责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并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赫鲁晓夫”为刘的代名词,对刘少奇发出一连串的质问,最后下结论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1]对这篇文章,刘少奇感觉有口难辩,极为愤慨。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事情是从党内高层的一位秀才对刘少奇的揭发引起的。这位秀才说,他亲耳听见刘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2]刘少奇于1967年3月28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3]1967年4月10日,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在审问王光美时问及此事: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4]

4月6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并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4月14日,刘少奇按照“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由在刘少奇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所组成)的要求,交出了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其中在回答“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这个错误。”[5]“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把刘少奇的书面答复的原件上报,另外以大字报的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这一做法被其他造反派指责为“为刘少奇开脱罪责”,几小时后,大字报即被人撕毁。此后,刘少奇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多名高级干部被拉去“陪斗”。造反派强迫王光美在接受批斗时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人格侮辱。

从3月底开始,全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对刘少奇进行全方位的攻击,目的显然就是要把刘少奇彻底搞臭。[6]5月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5月1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8]

4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4月9日,戚本禹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会上说:“《北京日报》7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出来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各报要转载这篇文章,电台一天要广播6次。要表扬《北京日报》。最近第一流的文章在《北京日报》。”[9]戚本禹的这番话说明毛泽东对“革命大批判”的开展情况是十分关注的。

“革命大批判”为中央所号召,造反派自然纷纷响应。4月2日,北京红代会组织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声讨刘邓陶的罪行”。4月3日,红代会召开大会,批判刘少奇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北师大等73个单位举行了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誓师大会。4月3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5篇北京造反派头头关于大批判的署名文章:聂元梓的《新的进军号吹响了》,蒯大富的《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修养”》,谭厚兰的《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的新阶段》,韩爱晶的《给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敲起丧钟》,李冬民的《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前进》。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需要在中央报刊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一些中央部门、中央局和省、市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知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肖望东等七人,已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允、阎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铎、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等十四人。“对于这些已经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二)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等十人。(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西北局刘澜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塘、张维三,河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忠纯,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等24人。[10]

 

随着“革命大批判”的开展,从中央到地方,大批领导干部被不断地拉出来交给群众批斗。据档案资料记载,从1967年4月23日至10月27日半年期间,仅经谢富治批准批斗北京市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部门领导干部的群众大会就有107场,其中批斗彭真53次,批斗刘仁46次。[11]

 “革命大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专栏遍布于校园、机关、厂矿、部队。造反派在大批判上也进行着竞争,以此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当时的大批判中,披露出许多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历来不为人知的情节。笔者曾见过一份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于1967年6月10日根据清华“井冈山兵团宣传组”的材料翻印的材料。在翻印者按语中说:“这一篇谈话是主席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在64年座谈‘四清’的纪要。据说是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薄一波根据当时的谈话私自记下的,并命名为‘两位主席的谈话’。他之所以这样做,很显然是借此吹捧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殊不知这篇材料在今天却成为我们革命造反派批判刘少奇的一份很好的材料。从这篇纪要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何等的专横跋扈,目中哪里还有毛主席,他还十分卖力地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以及所谓‘桃园经验’。是可忍,孰不可忍!”据与相关资料查证,这个材料是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是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刘二位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薄一波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作了记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薄一波被打倒,他的许多记有重要内容的笔记本都被造反派抄走,并在大批判中被派上了用场。这份材料是有份量的,因为其中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分歧,因此成为了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中的一颗重磅炸弹。

大批判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上纲上线一个比一个厉害。但如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许多大批判专栏里面的内容都是雷同的,许多文章互相抄来抄去,许多消息、动态都是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外表搞得很热闹,形式上是全民动员,家喻户晓,“人人口诛笔伐”。实际上,搞大批判最积极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不过是在借此向中央文革邀宠,为了在派性斗争中争取主动。8月5日凌晨,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召集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座谈当天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问题。会上,一名北航“红旗”代表说:“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理应掀起一个大批判高潮,可内战打得一塌糊涂,7月初联合的形势很好,大批判的高潮刚要掀起,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又泛滥起来了。武斗又多起来了,大批判又没有搞起来,揪刘火线也成了某些人分裂打内战的场所……大批判怎么搞?现在都批不下去,好多学校连大字报都没有,我们学校有些人的思想也动摇了。”[12]

 


[1]2008年12月下旬,戚本禹在谈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说:“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写错,主席都提出来了。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方妥协,用了‘胡xx’,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阎长贵:《戚本禹阎长贵谈文革》,载《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

[2]胡乔木就一九五零年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一事回答红卫兵(1967年4月4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3]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页1056-1057。

[4]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5]《刘少奇年谱》下卷,页656。

[6]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

[7]据戚本禹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的。见《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119期,2013年3月29日)

[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459。

[9]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1967年4月9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1967年8月14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1]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页530。

[12]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建工“新八一”、矿院“东方红”等整理的座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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