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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三节 造反派的分裂(1

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一书写道:当王朝和保王党最终覆灭,就轮到革命党人来打得头破血流了。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各地的造反派内部普遍出现了分裂。起初,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多是从运动初期的造反和保守的矛盾转化而来,同时也存在着各组织之间在名誉、地位等问题上的纠纷。1967年初,全国上下普遍开展的夺权活动进一步引发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这些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和激化。

1.北京的两大派 

19671月,在《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上,北航“红旗”与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产生了尖锐对立。在教育部的夺权问题上,北大“红旗兵团”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严重对抗,并发生了武斗。130日,在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等组织与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公安分局造反,要接管分局时,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1000多名警察,抓了100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分裂倾向越来越明显。

19671月下旬北京“三司”连续发出的几份通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在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121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1]123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二号通告称:“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在元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17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123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谓‘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124日,“三司”发出第四号通告称:“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抢了三司的大印,长期不予归还,最近又炮打周总理、康生同志等。我们相信政法兵团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因此责成政法兵团开除刘富元、顾家桂,彻底整顿革命组织。”[2]这时候的北京高校造反派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分化和分裂已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了。

19672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形式上将全北京市的红卫兵运动统一起来了。38日,“红代会”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红代会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经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再以三个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三个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无效。”[3]但实际上,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红代会”刚成立时的统一假象很快就被新的更为激烈的冲突局面所打破。

19674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爆发了一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被称为“民族宫事件”。

事情也是从“夺权”引起的。19671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44,“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4]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简称“人大三红”)、中央民族学院“抗大”等19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5],并于45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48,民族宫“东方红”联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 “东方红”等数百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院“抗大”等强行驱出民族宫。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3000人,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院“抗大”、北石“大庆公社”等也来了1000多人。双方混战一场,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地质“东方红”和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据411的地质《东方红》报称:“48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

当天下午,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签发了“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尽管这两项命令冠有“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字样,但还是没有什么权威性,况且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地质“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48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49日上午,双方陆续撤离民族宫。“民族宫事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411日下午,地质“东方红”、北京邮电学院 “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等派出6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地质“东方红”等指责民院“抗大”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部分材料,后转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这些材料,并要求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双方在北大校园内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夜里1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闻讯后,打电话传达三点指示,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奏效。12日凌晨,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数千人在北大校园里斗争了北大两名学生,后又将二人抓到地质学院,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412晚,北京大学校文革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会上说:“(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所谓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6]

人大“三红”、民院“红卫兵总部”和“抗大公社”、矿院“东方红反到底兵团”、北京医学院 “八一八”、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追穷寇第四野战军”、中央统战部“114红旗战斗队”、中央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大军”、高教出版社“鲁迅战斗队”和“前进战斗队”,中央民族歌舞团“32111造反战斗组”、民族宫“二七兵团”等单位,以及天津、郑州、洛阳等地来京的一些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

同时,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质“东方红”的声明,如林院“东方红”在412日发表的“严正声明”中说:“我东方红公社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混蛋在411号晚公开分裂红代会,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许多我东方红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邮电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并砸坏许多广播车,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坏蛋罪责难逃,绝没有好下场。”地质“东方红”还和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15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划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414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开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诸于世。《严正声明》中说:“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 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在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谢富治同志如果有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讨论批评的,这并不等于反对谢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别想在这个问题上捞一根稻草。”这表明,“新北大公社”与谢富治的积怨在这时已经产生,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多次向谢富治发难。

4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矛盾逐步表面化、尖锐化,其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43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会”发生武斗。44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410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411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412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 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413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29人。同日,北京化纤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419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1967825日,地质《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磨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外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

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都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16条革命造反队”、邮电学院“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业学院“鲁迅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业学院“东方红”、矿院“北京红卫兵”、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 “九一九”、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容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

 最初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196741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414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所谓“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所谓“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形成两大派的同时,各个高校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分裂,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414日,清华“井冈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从此,清华园内开始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1968727日工人宣传队进清华。

北大校园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聂元梓、反对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谓“井、红、飘、0、团”五大组织[7],后来五大组织于1967817日联合组成为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的“井冈山兵团”。

北京高校中绝大多数学校中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有些学校是在两大对立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小组织,但这些小组织基本上也是分别倾向或依附于两大组织的。有少数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如北航、体院、矿院、农大、地质、师大、北邮等,虽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力量对比悬殊,在多数时间里基本上

是一派的天下。

北京中学的造反派也发生了分裂。196610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于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1967224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3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大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

196743日和4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43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27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8]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解放军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造反派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

44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

北京中学造反派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四三派”是中学中造反最坚决的一批组织,他们对军训以来一些学校的军训团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不满,认为军训团“右倾”,后来发展到公开炮打李钟奇。“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一0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电校“井冈山”等。43日,江青在讲话中提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使这一派学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经解散的组织又重新树起旗帜,拉起山头。有些学校的“四三派”(如电校“井冈山”、一0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等)还公开声明退出了军训。“四四派”在中学造反派中占多数,他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要搞好军训,搞好大联合的讲话是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四四派”一般出身较好,同军训团的关系比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对“联动”成员和老红卫兵的过份的批判和斗争,因此,有些“四四派”组织也被“四三派”骂为“联动”或“联动”的帮凶。“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的“左”的“阶级路线”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9] 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4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11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419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8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和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北京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59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800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



[1] 这个通告是在江青对北大“井冈山”明确表态后作出的。

[2] 据清华“井冈山”的《动态》称:政法兵团与天津政法公社勾结,从19661230开始去天津小站调查陈伯达的材料,先后70天。同时,北京政法兵团去山西反对张日清(林彪树的典型)。

[3] 此后,北京“一司”、“二司”再未见有任何动作,而“三司”后来又有表现,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司”最晚的文件是在1967817的一份公告。

[4] “新北大公社”是1967215左右,由北大“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成立的。

[5] 即批判原来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览”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

[6] 《新北大》报,1967413

[7] 即“井冈山”、“红联军”、“红旗飘”、“0363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造反团”。

[8] 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代表的讲话(196743),《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9] 载于良乡电校“井冈山”主办的小报《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611),署名“湘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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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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