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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四节 广西事件(1

第四节广西事件

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果断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联指”派武力镇压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

1.“七三”布告

中央对广西两派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差别。从196761开始,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支持广西“四二二”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多次对广西“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进行批评。824,周恩来等人第五次接见广西代表。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1]

中央五次接见后,广西“四二二”派气势大振,不断加强宣传攻势,竭力打压“联指”。“联指”派群众纷纷倒戈,有的原来表态支持韦国清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928,根据周恩来在接见时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118,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111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批示:“照办”。1113,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广西各派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协议》。111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这时候,中央的态度与几个月前有所不同,不再明显偏向于广西“四二二”一边。《决定》将两派都同样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2]

1968年以后,广西“四二二”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央也逐渐改变了对广西两派的看法。1月下旬,原广西驻军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队被下令调出广西。广西军区对“四二二”的态度也更加强硬。229,广西军区命令6984部队派24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送柳州。[3] 此后,广西军区频频动用部队武装来解决广西派性斗争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43051,广西军区派出8个连的部队和民兵对“四二二”派的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简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参加“上石农总”的群众受牵连遭到杀害或迫害致死的达108人被判处死刑的4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人。[4]

19685月以后,广西两派的派性斗争日益激烈,不断暴发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两派都进行了多次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行动,但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将责任更多地加在“四二二”头上。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态度必然影响到中央的态度。63,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5]毛泽东提到的是521,广西“四二二”派的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11888箱,共计1700万发。但在这前不久,广西“联指”制造的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抢枪事件[6],毛泽东却并未提及。

517,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在广西破获了所谓“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7]617,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此后,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身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这一特大冤案直到1983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8]

623,《广西联指报》在刊登“六一七公告”的同时,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其中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

“六一七公告”发布后,广西各地“联指”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不得不于624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9]

527,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说:“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10]529,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飞赴北京,向中央当面汇报“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613,中央向广西发出《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但未见成效。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及不少县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局势日益严重。

73,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即“七三”布告)。布告中说:

……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11]

“七三”布告是当时中央根据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反映的情况而形成的,把“四二二”的一些严重错误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七三”布告发布后,又调动军队和武装民兵对“四二二”进行了镇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2]

“七三”布告发布后,很多地区的武斗并没有立即停下来,有些地区的武斗反而更加严重。51刚刚成立了革委会的陕西省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11月至19687月,陕西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0多万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达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毁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喝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民房1.5万余间。526,西安铁路系统发生全线停车事件,63火车西站又遭冲击,积压车皮高达89千辆。陕西全省有4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通的有18个县。陕西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象极其严重,被抢各类枪支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62,勉县部分造反派袭击国家绝密档案库,将守库的一个班的14名战士杀死9名,打伤4名。中央“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很猖獗。719,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731,汉中两派武斗,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13]

712,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谈话中谈到陕西问题时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14]

724,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布告说: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15]

中央以发布“七三”布告为契机,试图一举扭转全国到处武斗不止的局面。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宣传“七三”布告,各地也着实下了功夫。715,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向中央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几天之内,部队出动了宣传队1131个,6000余人,宣传车27辆,深入到工厂、车站、码头、大街小巷、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列车上、轮船上,已向126000余群众做了宣传。采取广播、宣讲、演唱、分片包干、挨家挨户访问、座谈、做调查、抓典型、同忆苦、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有的把做好事和宣传‘布告’结合起来,受到群众赞扬。”718,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719,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16]84,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就宣传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给毛泽东等写了报告,周恩来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报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几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85,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17]8月14,上海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400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报告。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说:我们在几天内集中出动二十多万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两个布告,在全市造成强大的舆论,同时组织了400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5800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经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阶段广泛深入地宣传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老大难”单位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武斗停止了,武斗工事拆除了,上交了近万件武斗凶器,揪出了一批挑动武斗的黑手,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革命和生产面貌焕然一新,400多个单位中50%以上的单位变化更为显著。816,毛泽东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18] 两天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1]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49页。

[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24-625页。

[3]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2页。

[4]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85页。19806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为“上石农总”绝大多数成员是从派性出发加入该组织的,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经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19817月批复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

[5] 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196863。《毛泽东传》(),第1519页。

[6] 见本书第七章关于夺枪的一些典型案例。

[7]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89-90页。

[8]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96页。

[9]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98页。

[10]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92页。

[11]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页138-139196927的一次会议上,当周恩来谈到“七三”、“七二四”布告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发明。要发布告,造舆论。黄永胜和总理议了一番,议出了这张布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79]

[12] 1983年广西区党委向中央写了要求重新认识“七三”布告的请示报告,指出“七三”布告本身存在错误,发表后又为派性利用,成为一些地区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带来严重后果。中央批复原则同意广西区党委的意见。

[13] 李瑞山:《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报告》(196882)[《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册,第4557-4558页。]

[14] 《毛泽东传》(),第1518页。

[15] 《“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册,第152-153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06-507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16-517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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