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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一节革命委员会(下)

2.革委会的机构设置

19675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规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和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在已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县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1]19671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对此作了《修改规定》,将正式成立地专级革委会的批准权,分别下放给了大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中央只要求备案。[2]

革委会的建立是以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党政领导体制为前提的。建国后所有的地方国家政治组织设施,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机构、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地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革委会成了中国社会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中唯一的政治组织。尽管它被称为是广大群众的“创举”,却不是经过群众代表选举产生的。原来的国家体制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被改变了。

毛泽东强调:“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3]按照这个指示,各级革委会都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委会内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成为这一级机构的领导核心,由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大多数省级革委会刚成立时,一般只设办事、保卫、政工、生产四大组,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200人,为原来省委、省政府机构人员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江西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编制在全国是最高的,有1200人,但即使这样也比原省委、省人委编制的4000人缩减了70%[4]革委会的这种过于简陋、缺乏必要的专业化分工的机构设置,显然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革委会的一元化的领导,集党、政、人大、政府、司法、和群众团体的所有职能于一身,它的领导机构也是一元的,先是不设党委,后来党委恢复了也不另设机构,而是由革委会的机构代理,这也就是当时所强调的打破重叠机构,精兵简政的重要内涵。但在实际工作中,革委会却难以适应社会实际管理中多方面、多层次的要求。对于一个主要依靠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管理全部社会生活的国家来说,这种不适应就更为突出。于是,革委会的机构一经设立,就又无可回避地面临着马上增加机构的问题。普遍的做法,是在组下设组,大组套小组。由于原有的国务院行政组织法已被弃之一旁,而又没有制定各级革委会的组织法规,各地革委会的机构设置便五花八门,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革委会的机构很快就又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5]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在原市委、市人委工作部门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和调整,成立市革委会的工作机构——组和办。原市级各局建制基本未动,但不再列入市革委会的序列。到年末,上海市革委会共设有28个组、办:即办公室、组织组、政宣组、政治组、材料组、工业组、市政交通组、教育卫生组、财贸组、科技组、经济计划组、劳动工资组、地区组、外事组、接待组、农村组、群运组、调查组、联络组、保卫组、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政法指挥部、三秋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文攻武卫指挥部、查抄物资组、毕业生工作委员会。[6]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时,办事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政法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四大组,在编185人。原省级机关各部、委、厅、局和直属企事业单位一律分为大小两套班子,大班子人员下放劳动,搞斗批改,小班子分别在四大组领导下抓业务工作。一年后,省革委会决定对原省属企事业单位采取撤并精简的办法,组成重工业、轻工业、机械工业、基本建设、交通、农业生产资料、海洋渔业、农产品、工业品、食品、进出口、医药、物资、煤炭石油等14个公司和邮电管理局,农业、水利气象两个服务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江苏分行,计18个单位,在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下工作。四大组下辖的小组由13个增设到21个,在编人员增加到1545人。[7]

1968年初,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时,工作人员都不超过100人,但到期969年初,这两个革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已超过了1000人。[8]

张志明先生对革命委员会这一课题作过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他认为:

这种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实质上是毛泽东浪漫的革命空想受挫后,与严峻的现实相妥协和折衷的产物,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工具。这种临时权力机构,在其鼎盛时期是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其性质是军人居支配地位的变相的军事管制。在其平复和衰落时期,革命委员会失去其军事化色彩,其性质也由地方国家临时权力机构逐渐转为党委领导下的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即类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革命委员会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也不是所谓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就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而言,它的成立不仅没有革除传统体制中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弊端,没有超越传统体制的思路和模式,反而把这种弊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没有像其标榜的那样实行“精简机构”,根除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反而在原来存在的机构臃肿的基础上,使中国的“干部”队伍更加膨胀。

“文化大革命”在摧毁了建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结构以后,最终成立的新的政治调控体系——“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不是一种能够超越原有政治体制模式的新型政权组织形式,而且使原来的以党治国模式中业已存在的领袖个人独断现象更为严重并形成制度,使以往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弊端发展到极端。所以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党政企事业单位等各种各级领导机构,实质上是我国政治体制在结构、职能上的一次重大的突变和倒退。[9]

除了对“变相的军事管制”这一判断我认为尚需进一步研究外,我同意他对革委会所作的基本评价。

革委会体制上的弊端及其成分的严重不纯,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难以安定的重要原因。但革委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复和展开。



[1]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87页。

[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17页。

[3]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330

[4] 张志明:《走出迷谷——1965-1979年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史与思考》,第162页。

[5] 参见迟福林、田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第270-271页。

[6] 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上海党政机构沿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30-131页。

[7]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1921-200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427页。

[8]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32页。

[9] 张志明:《走出迷谷——1965-1979年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史与思考》,第158-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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