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网 >

 
 

第十章第二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直接为九大作准备的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赞同毛泽东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论断,并对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人进行了批判,为九大定下了政治上的基调。二、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为历时两年多的“炮打司令部”的斗争,从政治上组织上作了结论,为九大的政治报告和组织安排作了准备。三、讨论和修改了新的党章草案,通过了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

1.会议概况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96810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应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有一半以上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全会召开时,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去世10人)[1],只有40人到会;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19名到会,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委员参加)。开会时,从候补中委中“挑”了10人补为中央委员,刚过半数。[2]而被扩大吸收参加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5%以上(以后发现,出席会议的从地方革委会来的成员中,竟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3]被扩大吸收参加会议的人员与中央委员同样有表决权,而且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被任命为组长,如王洪文,造成非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委员的局面。[4]

13日的开幕式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了会议议程:一、拟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修改党章草案;三、讲一讲形势;四、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5]

全会在分组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问题时,围攻和批判了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和“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人。

10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1026日,林彪再次讲话。他独出心裁地讲了从古到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他说: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两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文化,到了十四、十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

全会作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规定了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为所谓“五十字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10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次全会结束后,刘少奇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全会还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文件。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主要内容有: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他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6]

2.批“二月逆流”

1017,康生在第一小组会上强加给“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黑司令”。[7]谢富治在第一小组会上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8]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小组,天天接受批判。陈伯达追问聂荣臻:为什么与叶剑英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9]这是蓄意陷害。江青则在书面发言中影射聂荣臻企图谋害毛泽东,说:1948年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不几天,敌机前来轰炸,指挥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司令部里。全国解放后,又把查出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枪决灭口。[10]康生则说,“不教而诛”这个说法,是“二月逆流”挑头的话,引起了“大闹”。陈伯达等还说,聂荣臻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满,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员。陈伯达等还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行动的登记材料,追问他某天与某人接触,进行了什么活动?甚至逼他承认,这就是反党活动。聂荣臻愤怒痛斥:“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此外,小组会上还集中批判了聂荣臻的“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贯走‘专家路线’”等等。26日,聂被迫在小组会上作检讨。[11]

在李先念所在的第三组,一次小组会竟从晚上7时半开到第二天凌晨1时。这种会议的特点是要追查所谓“幕后活动”。李先念的秘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吴法宪多次插话发言。他指着李先念的鼻子问,到陈毅家去了多少次,到李富春家去了多少次,到谭震林家去了多少次?每次都谈了什么?他诬蔑说,‘二月逆流’中有两股黑势力,一股在国务院,成员有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和谷牧;一股在军委,成员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及肖华和杨成武,陈毅是这两股黑势力的联系人。张春桥等人说李先念反对1966年《红旗》第13期社论,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就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他还诬蔑李先念关于1967年经济情况和财政出现赤字的报告,只反映消极面,给文化大革命抹黑。这时朱德问李先念赤字是多少,张春桥严厉斥责说,你又来劲了,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王洪文也几次发言,要李先念交待反党活动。他还企图挑拨老同志的关系,逼迫老同志相互揭发,利用老同志发言中的某些差异,再分别进行欺诈。”“全会闭幕的前夕,即1028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被迫作全面系统的检查交待。他承认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和各位老同志完全一致,曾赞赏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二月逆流’中慷慨激昂的发言。同时还联系了1956年反冒进、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西楼会议思想右倾等错误,深挖思想根源。他深感难以再坚持工作了,于是主动提出罢免自己副总理等一切职务,只要求保留党籍,做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至此,李先念在小组会上被围攻批斗才告一段落。”[12]

周恩来在全会上也对几位元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聂荣臻在科学院、国防科委镇压群众,硬要把一派压垮,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聂荣臻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66111327日,两次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贺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在《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包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13]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也讲到了批“二月逆流”的问题。他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14]

1111日,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传达全会精神时,对陈毅、聂荣臻、朱德等人进行点名批判,很有必要。他在报告中说:

“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会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自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行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分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

1112日,毛泽东批示:此两件(另一件为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似可转发各地参考。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张春桥的两个报告。中央在转发批语中说: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15]



[1]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死去十人”。实际上,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只有9人去世,这9人是:吴玉章、刘长胜、叶季壮、赵尔陆、贾拓夫、李立三、吴芝圃、曾希圣、张际春。心细如发,办事认真的周恩来为什么会将去世的人数说错,很值得研究。如果说是为了凑够过半数的法定人数也说不通。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要达到过半数的法定人数至少要49人,即使只补选9人,也可达到过半数的法定人数。

[2] 如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应由排在候补中央委员前列的杨成武、章汉夫、潘自力、李大章、许世友、帅孟奇、杨勇、刘仁、陈锡联、万毅10人依次递补,实际上由黄永胜(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列第42)、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50)、韩先楚(92)、潘复生(67)、刘建勋(78)、刘子厚(82)、吴德(34)、李大章10人增补为中央委员。

[3]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页9。另据《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事记》记载,石家庄造反派头头、国棉一厂工人刘殿臣在当时未入党的情况下竟然被临时填表派去参加会议,并参予对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攻击和指责。刘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1982年刘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新华出版社,北京,1997,第108)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第64页。

[5] 《毛泽东传》(),第15311532页。

[6] 《毛泽东传》(),第15321533页。

[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4页。

[8] 胡楠仁:《“文革”中的陈云》,《纵横》1996年第11期。

[9] 19314月,陈伯达在天津被捕,后关押于北平国民党监狱。19322月,经陈伯达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斡旋,在办理了自首悔过手续后出狱。彭真曾告诉聂荣臻:陈伯达这次出狱后,因别人听不懂他讲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他又自动回到监狱,后又被赶出来。彭真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在西山住所当做笑话,向叶剑英说过此事。不知怎么,陈伯达得知了这件事,所以在会上追问聂荣臻。

[10] 1948518,国民党军当局根据特务分子密报,派飞机轰炸了城南庄毛泽东的住处。在敌机轰炸前几分钟,聂荣臻紧急动员毛泽东离开住处,进了附近的防空洞,才免遭不测。19494月,大同解放后,从敌伪档案中,查明了搞密报的特务分子就是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经华北军区军事法庭审讯,刘供认不讳,1950年被判处死刑。聂荣臻批准了这个判决。刘从文被依法处决。江青就此诬陷聂荣臻。

[11]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1103-1104页。

[12] 程振声:《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中华儿女》1998年第8期。

[13]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196810),《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15页。

[15]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260-262页。

 
博客网版权所有
<< 第十章第二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下... / 第十章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下) >>

专题推荐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评论
0/200
表情 验证码:

卜伟华

  • 文章总数0
  • 画报总数0
  • 画报点击数0
  • 文章点击数0
个人排行
        博文分类
        日期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