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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三节 干部下放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105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2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在前一天发布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后,全国各地普遍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五七”干校

1968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等有各种问题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105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报道了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并发表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肯定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并要求各地加以推广。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办起“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送到农村劳动。1970121日至19711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强调办“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将“五七干校”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组织好干部轮训,形成制度。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延续到1978年。19792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五七干校”的出现,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需要安置,成立革委会后搞精简机构又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编外干部。另外,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出现的数不清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也无法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这些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五七干校”于是便应运而生。迫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做法,反映了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轻视脑力劳动的错误认识。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和了解,但总的来说,长时间被迫在农村进行体力劳动,脱离自己所擅长的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荒废了大好时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是极其巨大的。在极左思潮控制下,许多部门的“五七干校”,实际上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场所。[1]

2.上山下乡

    1967年秋,北京一批中学红卫兵率先举起了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帜。19679月,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红卫兵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金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等10人共同决定,到远离北京的新疆农村落户,立志做“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革命青年。他们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劳动安置办公室的干部考虑到当时中苏边境上纠纷多,不稳定,建议他们到内蒙古去。他们同意了,并答应等待北京市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联系。10月初,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两名干部专程到北京,迎接这10位志愿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红卫兵。108日,北京市革委会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为这10位红卫兵送行,对他们勉励有加,并要求他们为在校未分配的同学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109日,10名红卫兵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在人们热烈的欢送中,踏上了漫漫知青路。196711月,又有300余名北京市的中学生来到锡林郭勒草原,由红卫兵变成了“新牧民”。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愿报名到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指到国营农场)[2]

    北京红卫兵在1967年的上山下乡行动,虽然被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题为《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但是他们的行动只是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先河,为广大中学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行动。因为当时全国还处于极度混乱的局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只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是在这7个省、市内,也都存在着严重的派性和武斗现象。所以大规模地组织上山下乡活动还不具备条件。

    进入1968年第二季度以后,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秩序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在这种形势下,解决全国多达上千万的大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妥善地解决好大中学校毕业生的毕业分配问题,是稳定社会秩序,结束混乱局面的当务之急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19684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本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予以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在条件具备的省、市,都相继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

    6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通知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6月开始分配。同时提出:(1)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上制度。(2)毕业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要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当中小学教师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要一面工作,一面劳动。(31967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其工资暂按原定标准发给。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到农场去的毕业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按照中央的精神,绝大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都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或国营农场去锻炼。

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要比大学毕业生的复杂得多了。北京市19661968届的中学毕业生共约395万人;其中1966105万人;1967135万人;1968155万人。到1968年上半年,已经安置19661967届毕业生75万人。其中1967年去东北、内蒙、云南插场、插队的4000人,分配到三线工厂的6000人;1968年组织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5000人,分配在北京中央和市属企业当工人的15000人,服兵役10000人,家在郊区县已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25000人。随着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大大加快。

196812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刊登了甘肃省会宁县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官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编者按接着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口号,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人民日报》传达的这一毛泽东最新指示,立即在全国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很快将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辽宁省在1968年底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也在1968年底动员10多万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因为工矿企业缺人,曾将一批“老三届”毕业生(主要是六八届毕业生)留城就业,动员下乡工作因此受到影响。问题反映到中央,受到周恩来的批评。结果,六九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动员下乡。对于那些仍在犹豫观望的“老三届”学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群众大会上明确地警告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征兵,等也是白等!”北京市的近40万中学毕业生,到1969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安置分配完毕。

少数仍怀有革命激情的学生自觉自愿地报名下乡了,大多数并不自觉自愿的学生在各种压力下也被迫离开了家。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代价,为开发、振兴农村落后地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国家的来说,这一运动造成了后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才断层,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

    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陆续离开了学校,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部队里,开始投入了新的生活。大批毕业生的离校,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消亡。尽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遗存,红卫兵组织依然存在于中等学校中,但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红卫兵的造反特色。

19695月初,《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天津、沈阳、、南京、郑州、南昌、长春、杭州、合肥、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几倍、几十倍。全国在近半年期间,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我国每一个农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到1969年底,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即达267万之多,使1967年以来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到467万之多,这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下放工作。江苏省革委会于1969213发出通知,规定以下人员必须下乡:1、城镇的初中、高中(包括半工半读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大学毕业生及社会青年;2、长期脱离劳动和其他应该下乡的城镇居民;3、原各级机关和企事业系统需要下放的人员;4、需要可能下放的企、事业单位。又规定,城镇的“地、富、反、右”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凡应该遣送下乡的,按以下办法办理:原籍是农村的,遣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原籍是沿海公社、国防要地的,应严加控制或变更安置地点;世居城镇的遣送本省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黑五类”分子去农村时,要将他们档案转去,使贫下中农了解他们的罪行。[4]

3.珍宝岛事件

60年代开始,中苏两党的争论不断升级,两国间的边界冲突也逐渐加剧。1964年以后,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继续恶化边界形势,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据统计,196410151969315期间,两国间的边界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增加了1.5倍。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双方边界斗争的焦点之一。1967123196932的封冻季节里,苏军即侵入珍宝岛地区16次。196711月底到196815,苏军侵入珍宝岛以北的七里沁岛18次。在这些事件中,苏军殴打以至开枪射击和用装甲车挤压中国巡逻人员和边境群众,多次打伤执行政党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抢走枪支弹药。[5]

1968124,中央军委电报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要求加强中苏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中央军委要求边防部队在反挑衅斗争中,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遭苏方殴打,我可还手自卫,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能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两次警告无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开枪实行自卫还击;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并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境内。中央军委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6]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部队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19688月,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强烈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并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毛泽东逐渐对世界格局作出新的判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开始取代美国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1969年初,珍宝岛地区的形势更趋紧张。125,黑龙江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珍宝岛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由合江军分区参谋长王子良等5人组成的指挥所。沈阳军区基本同意这个方案。219,总参谋部、外交部也同意了这个方案。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重申,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在具体斗争中,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对苏进行自卫还击的重点。[7]2月底,中国方面已经对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做了周密地部署。32,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3215日和17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1辆,打死打伤250余人,缴获T-62型坦克1辆、各种枪支31(),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320,中央军委通令表扬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全体指战员。

有研究者指出: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珍宝岛事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可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8]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在3412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达到4亿人次以上。[9]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1]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延续到1978年。1979217,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2]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16页。

[3]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第170页。

[4]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第168-169页。

[5]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317页。

[6]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8页。

[7]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9页。

[8] 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回首“文革”》下,第915页。

[9] 1969313《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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