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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四节 九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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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四节  九大(上)

关于九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这个结论,完全正确。

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196933日,在中央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毛泽东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1]

1.政治报告的起草

196921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会上,毛泽东指派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由陈伯达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报毛泽东、林彪,其中包括: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程序、九大代表的审查和批准草案、党章草案修改稿、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形势和政策讨论大纲(草案)、九大后中央机构、有关九大的宣传方针等。

陈伯达当天即向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讲了他要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设想。他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陈要求二王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地方有关在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

陈伯达当时拟用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带着提纲去和林彪商量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十个小标题。陈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毛很快圈阅退回。[2]

2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时,他说:“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220日交卷,九大在315日开幕。[3]会后,陈向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索要北京市经济方面的材料,被谢拒绝。谢对陈说:“伯达同志,你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给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给,请你理解我。”[4]长期以来,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貌合神离,到九大前夕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了。陈伯达欲将张、姚甩开,自己单独完成起草工作,但又力不从心,到了交稿的时间交不出稿子,惹得毛泽东发了脾气。33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原定2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推迟时间。”37日,毛泽东在谈话时又批评陈伯达:“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5]毛泽东一骂,陈伯达吓得马上将已写完的部分报告稿交周恩来。3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由陈起草的九大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议程。会后,周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林彪:“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6] 312日,毛泽东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1日开会。”

毛泽东决定弃用陈伯达而起用张、姚来搞九大报告,应该主要不是因为陈伯达动作迟缓,而在于报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要的是突出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而陈伯达却要讲抓生产。后来在讨论张、姚起草的稿子时,陈伯达批评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期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7]毛泽东闻言大怒,训斥陈伯达:“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8]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被否定,引起林彪的不快。据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9]叶群还打电话安慰陈说:不用你的稿子没关系,他们要搞就让他们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将起草九大报告的重任交给张春桥、姚文元后,两人自然十分努力,316日就向毛泽东交出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泽东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10]张、姚很快将报告稿陆续写出并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331日完稿。

中央文革碰头会于3月中下旬,五次在毛泽东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讨论九大报告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批评张、姚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后来毛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与会者都对张、姚稿子表态同意,陈伯达只得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泽东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11]

2.会议经过

196939日至27日,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的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在这期间,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这一事件加重了党内本来就已存在的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认识,对九大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毛泽东九大准备工作会议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4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各地代表在3月下旬陆续集中北京。出席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12]

出席九大的代表来自45个单位,其中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个大军区,另外加上海军、空军、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

所有代表分为6个大组:

第一组:黑、吉、辽三省、沈阳军区、空军。

第二组: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军区。

第三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第四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广州军区。

第五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兰州军区、武汉军区、海军。

第六组: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国务院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新疆军区。[13]

在九大开幕之前,各单位的代表团分别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九大任务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加强战备的问题,并初步议论了党章草案。330日,各代表团分头酝酿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主席团原定为175人,大会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徐海东,故为176人。

41日至24日的正式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1日至14日,讨论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第二段,从415日至24日,选举中央委员会。其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

41日下午5时,大会正式开始,由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提出:“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先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并推举大会主席。毛泽东拿林彪开玩笑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举手通过。于是毛泽东又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也获得通过。

接着,由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政治报告全面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

4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各小组对政治报告进行逐章逐段的学习讨论,并结合实际,“斗私批修”。所谓“斗私批修”,主要是对参加大会的一些老同志再一次进行批判,并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作自我批评。会前,毛泽东曾当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面说过:“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14]但实际上,报告中还是严厉地批判了“二月逆流”:“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15]

41113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16]。他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大致内容如下: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谈过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搞出来。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个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个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算犯错误的人,他们是王明那些二十八个半的人,但在苏区吃过苦。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一个时期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困难,其实他们同朱德、陈毅同志也差不多。朱德、陈毅,许世友同志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对的时期。如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领导开红四军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但心里又不踏实,就跑到中央去请示,中央不答应,又请我回去。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一点典型。(林彪: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我们说的六厂二校嘛!)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插手,现在可以了,我只抓几个典型,统统都抓搞不过来,所以要抓典型。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吧?不过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点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有些人戴高帽子,扫茅厕,有些知识分子扫扫地,是可以的,搞点清洁卫生工作,有好处。我们不赞成搞喷气式、挂黑牌,也不主张多抓人。你抓多了怎么办呢?总要想个办法,抓了要放,总要找个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包括武斗,都无关大局。所有武斗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那里打的凶,那个地方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的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服装指挥。这些好象不得了,其实都没有什么事。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17]



[1] 《毛泽东传》(),第1547页。

[2] 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 《毛泽东传》(),第1545页。

[4] 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 《毛泽东传》(),第1545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4页。

[7] 陈晓农编注:《陈伯达狱中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0页。

[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0-271页。

[9] 《毛泽东传》(),第1546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6页。

[11] 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2]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13] 根据周恩来1969514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的报告。

[14] 《毛泽东传》(),第1543页。

[15]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16页。

[16]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对象是六个大组每组两人计12人,再加上两位老同志,共14人,另外加九大主席团秘书处的同志——即中央文革碰头会12人:周、陈、康、江、张、姚、谢、黄、吴、叶、汪、温。

[17] 《毛泽东传》(),第1550-1551页。另根据周恩来1969514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的报告、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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