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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五节 九大之后(中)

2.“反复旧”

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上半年,全国许多地方都掀起了“反复旧”运动。各地在成立革委会后,掌权的大多为支左的解放军干部,许多派性严重的造反派受到批判。他们不甘心就此退出曾给他们带来极大快感的政治舞台,纷纷揭竿而起,搞起了“反复旧”运动。在全国来说,“反复旧”运动搞得比较厉害的有四川、山东、湖北等省。

196810月至19696月,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大搞“反复旧”运动,把反对他们的一些地区和单位说成是“独立王国”,把刚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又反对他们的老干部说成是“穿新鞋,走老路”,搞“复旧”。“反复旧”运动使四川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反复。有的单位革委会被搞垮,两派联合了单位,再度陷入分裂。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西昌、达县、江津地区和成昆铁路等建设工地以及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和电力部门出现了较大的反复,严重影响了三线建设。到19696月,毛泽东批评“反复旧”之后,“反复旧”运动才逐步收场。115日至12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严肃地揭发了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122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成员人员。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张实际已被撤职。19702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四川举办了60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并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打下了基础.197185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刘结挺、张西挺党内外一切职务。[1]

196812月,王效禹等以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名,在山东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集中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省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搞变相夺权。12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强占馆驿街派出所,掀起砸烂公检法的浪潮。19691月,王效禹等人派“工宣队”进驻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企图搞乱军队。全省社会和经济再度陷入严重混乱和瘫痪、半瘫痪状态。山东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九大闭幕后,中央将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27人集中学习,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七次对解决山东问题作了指示。4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10条措施。25日,中央对报告作出批示,指出:王效禹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在全省进行“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529日至62日,山东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负责人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判王效禹发动“反复旧”、抵制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认为他的目的是以此搞乱军区党委,达到改组军区党委的目的。王效禹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65日至14日,山东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席会议解决王效禹问题。会议认为通过批判王效禹的错误,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了王效禹错误的严重性。要求把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批示等文件传达到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部队营级以上,按照既要稳定局势,又要纠正错误的原则,主要是纠正“反复旧”的错误,因“反复旧”引起的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原则上要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搞串连,不要重拉队伍。此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负责。19713月,中央决定撤销王效禹的一切职务,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2]

19693月至5日,湖北省的造反派胡厚民、朱鸿霞等在湖北省、武汉市发动“反复旧”运动。43日至9日,朱鸿霞、李湘玉等人操纵的武汉市工代会多次召开常委会,提出“张体学信不过”、“造反派受压”等口号。49日晚,朱鸿霞与李湘玉、吴焱金联名发表由其执笔写的《人民解放我解放、洒尽鲜血为人民》一文,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和小报,四处张贴和散发,极力鼓吹“杀向社会‘反复旧’”。朱鸿霞还到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等单位煽动“反复旧”。427日,朱鸿霞、胡厚民在汉口工艺大楼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并组织了火把游行。429日,中共中央召集武汉地区结合在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22人到北京,解决武汉的“反复旧”问题。57日,由朱鸿霞、胡厚民等暗中组织指挥的“工人调查团”,冲击省、市革委会,并以工代会的名义,到处散发《给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攻击省、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复旧”,煽动反复旧,反对省、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59日至11日,朱鸿霞等暗中操纵的武汉市工代会举行全委扩大会议,制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诬蔑湖北省党政领导人“旧病复发,老债未清,又欠新帐”,“在湖北省、武汉市实行全面复旧”,“复活旧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是“拼凑老班子、恢复老样子、还走老路子。”诬蔑安排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煽动要重新把权夺回来。并决定向武汉市革委会派出“工人调查团”。517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调查市革委会领导搞“复旧”的问题。一些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因此再次受到冲击。

519日,周恩来等在北京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5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3]造反派对周恩来的批评拒不接受、改正,而且通过《扬子江评论》这个刊物继续坚持“反复旧”,表示要继续大干特干,要把“反复旧”斗争进行到底。

52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批评武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4]省革委会及时向全省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武汉及全省的局势逐渐趋于稳定。



[1] 杨超等主编:《当代四川简史》,第198-200页。

[2]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第544-552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8页。

[4] 《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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