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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五节 九大之后(下)

3.局部动乱,绵延不绝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局势趋于稳定,派性斗争逐渐平息的情况下,少数地区的武斗和派性斗争还在继续,局部动乱,绵延不绝。

山西在全国夺权最早,但夺权后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红总站”和“红联站”,刘格平、陈永贵等支持“红总站”;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支持“红联站”。两大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山西局面混乱,导致煤炭生产危机,直接危及全国的能源供应,从而引起中共中央和全国的不安。中共中央为解决山西问题,曾先后于19674月、7月、12月,19685月四次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19681月下旬至9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山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山西各大群众组织头头到京学习,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94月初,晋中、晋南再次发生武斗事件。周恩来就此事批示陈伯达、谢富治、温玉成,要求命令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九大的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当场分别打电话回去,询问事实真相,各自负责解决本方应解决的问题”。并要求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治委员李雪峰“继续过问此事”。[1]

九大过后,山西武斗进一步加剧。723,中共中央发布了专门针对山西的措词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布告》指出:“在山西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告、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布告》要求武斗双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自的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装备;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2]同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调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经中央批准,谢振华调动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并从河南调入一部分部队,共20多个团,开赴山西各地宣传“七二三”布告精神,全面收缴武器,制止武斗。“七二三”布告下,太原市又发生了一起武斗事件,谢振华当即派部队将带头搞武斗的“红总站”武斗总指挥杨承效(原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抓了起来,并大造舆论,公布杨的罪状。然后经报请中央批准,下令枪毙杨承效。逮捕和枪毙杨承效对各地的武斗组织头头发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此后,山西全省各地持续两年之久的武斗被逐渐平息,全省局势相对安定下来。

贵州也是在全国夺权较早的省份之一。但贵州的两大派矛盾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以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会对主要的反对派“四一一”一直采取压制的办法,但总是压而不服,武斗纠纷不断。在贵州省革委会和省军区、驻黔支左部队内部,领导干部之间也分为两派,存在严重的对立,在对待两大派组织的问题上也持完全相反的立场。19697月底,中央派记者宫策、刘回年等赴贵州调查,交代他们:到那里后多观察、了解,不表态,只向中央反映实情。调查组很快发回内参调研材料,报告了在李再含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的思想指导下,贵州全省出现武斗不断的复杂局面。8239月下旬,中央调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及各地(州、市)革委会、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共100多人集中到北京开会,由中央直接解决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李再含不说实话,变成两面派,说他在贵州自封小红太阳,搞多中心,封建意识。924,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呈报《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毛主席批发的两个“五条”和中央两次解决贵州问题的指示,都是符合贵州实际的,是正确的。但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李再含的主要错误是:抗拒中央,搞多中心论,对中央封锁消息,说假话,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突出个人,公开散布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支持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对“四一一”实行踏平政策,一手策划贵阳“7·29”独立师开枪镇压群众事件,发动所谓“三反一粉碎”运动,把28个县革委会、贵阳市和全省许多基层革委会“推倒重来”。[3]1026,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对贵州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中发[69]71号文件)。中央决定:()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四十三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军区司令员,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犯有严重错误的李再含等7人暂不回黔,留下继续学习、检查。()调四十三军一二九师(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共2019人调北京参加学习。该学习班从1125开始至1970417结束。1969年冬至1970年春,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和贵州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对全省53个县、273个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补台工作,增补了一批军队干部,解放了一批地方领导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撤免了一批造反派头头,对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4]

新疆革委会成立后,并未能够结束新疆混乱的政治局面,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人为地挑起新的斗争。196810-12月,自治区革委会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和新疆军区四级干部会议同时召开。会议主要批判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批判已经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的王恩茂。并以新疆军区党委名义向军内各级党委下发“打倒王恩茂”的电报,在全疆军内外引起极大混乱。会议之后,地方、军队都集中揭发批判王恩茂,并株连到一大批党政军干部、群众,已经在革委会结合或重新分配工作为数不多的党政领导干部,有的又被“回炉重炼”,还未完全拆除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山头又垒了起来,派性斗争抬头,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1969110日,在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杨立业的策动下,十月拖拉机厂一派群众组织将王恩茂绑架上大卡车游街。310日,自治区革委会又以《坚决贯彻中央“二一九”批示的决议》的形式下达全疆,再次强调要狠批王恩茂的“两个主义、一个王国”,“要粉碎”他全面反攻倒算的企图,要揭开“原军区党委阶级斗争盖子”,从而使新疆局势愈加混乱。618日,周恩来接见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新疆班领导小组成员时批评了新疆的做法,他说:新疆革委会成立以后,新疆领导班子没有做到团结大多数,而是栽到一派之中,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你们说,王恩茂问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九大”以后还这样讲就是谬论。你们1968年四干会批王恩茂的做法是错误的,你们拿“二·一九”指示,来压另一派,是错误的。[5]8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1、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大敌当前,共同对敌;3、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4、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5、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6、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7、要保证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8、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9、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此后,新疆动荡的局势才有所缓和。

在西南边陲的西藏,从1969年春天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叛乱、暴乱事件。

39日,丁青发生暴乱事件。丁青县一些人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300余支、国营牧场牛羊900余头()、国库粮食50余万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20余人。

520日,边坝发生暴乱事件。1月底,边坝县一些人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520日,他们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30余人。68日,又集中2000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17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50余人。

613日,尼木县发生暴乱事件。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22人全部被害。21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13人。

7月,日喀则地区南木林等县出现骚乱活动。日喀则地区南木林、谢通门、拉孜、昂仁等县反动分子造谣惑众,制造骚乱,搞垮了一批县、区、乡(公社)革委会。

726日,比如县发生暴乱事件。上半年,一些人混入群众组织,利用宗教迷信,组织“白色神军”,大肆进行打、砸、抢,揪斗区乡干部。有的在公路沿线设卡拦车,破坏桥梁。砸烂道班17个,抢去国营牧场马260余匹,牛1820余头,羊5920余只。726日,少数坏人诱骗群众抢夺当地驻军武器弹药,打伤打死战士多人,抢劫烧杀达7天之久,抢走各种枪支18支,六零炮2门,火箭筒2具,手榴弹5000余枚,以及一些炮弹、子弹等。81日,又煽动全县8个区、12个乡的部分群众向县机关和驻军发起攻击,并向县人民政府开炮。机关和驻军被迫开枪还击。

据统计,西藏全区共搞垮区乡政权379个,人民公社55个,互助组3020个。在这一系列暴乱中,西藏党、政、军、政、群各系统有2800多人伤亡(其中被杀180多人)。凡暴乱所及地区,到处白旗狂飘,一片白色恐怖。

925日,中共中央下令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暴乱。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暴乱的命令。[6]

1968113日至1221日,中共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以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和批“二月逆流翻案邪风”为名,对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和政治部主任罗晴涛等人,搞突然袭击,非法扣留了李国厚。诬陷原浙江省军区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总根子”,阮、李、罗三人是“反党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影射攻击南京军区许世友等主要领导人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搞“多中心”。会议通过了《关于揭发和批判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反对“三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196918日至30日,为解决浙江省成立革委会后两派斗争尖锐的问题,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杜平、钱钧和原南京军区浙江调查组组长陈德先;浙江省革委会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10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都是支持南萍、陈励耘等人的,康生到会上批评阮贤榜、李国厚等不承认改组后的省军区和省军管会的领导,是夺权、翻案、复辟,分裂军队,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2月,浙江省革委会下达“一月会议”传达提纲,称阮、李、罗三人是“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浙江刮起翻案复辟邪风的总代表”,是“浙江分裂军队,毁我长城的总根子”,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阮、李、罗的代理人,把军内外大批干部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老保”。南萍、陈励耘等人控制了浙江省的大权,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免职。

在浙江省内受到排斥和压制的“红暴”派极力反抗“省联总”派。196928日,“红暴”派抢劫舟山战备武器仓库的枪支3000多支,子弹5万多发,并于当晚将枪、弹分发各地。16日至21日,浙江省“红暴”派联合大会在舟山举行,成立了“浙江省红暴派联合会指挥部”。与此同时,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提出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决定用武力统一浙江。全省靠武力解决的有富阳、嵊县、玉环、丽水、萧山、临海、诸暨、黄岩、龙泉等28个县()。在玉环县,南萍、陈励耘等调动部队和十几个县的2000余名造反派武装攻打玉环县,当另一派举起白衬衣,放下武器时,两派相距几十米的情况下,进攻者“省联总”派竟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17人,伤21人。62日,为抗议《人民日报》对浙江问题的不实报道,浙江“红暴”派头头方剑文率领150多人赴京告状。64日,他们在北京大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同时,方剑文发回电报,提出继续组织人员赴京。612日,大批浙江人员滞留在新华社静坐。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严厉措施,分两批将浙江“红暴”派人员武装押送回杭州。84日,中央专门为此发了文件,“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浙江省革委会举办把“红暴”派的头头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此后,浙江全省层层召开批判会,批判“红暴”派的“多中心论”。[7]

黑龙江省虽然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但省内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拥护省革委会的一派称为“山上派”,反对省革委会的一派称为“山下派”。以潘复生为首的省革委会支持“山上派”,压制“山下派”,但又没有力量牢固控制省内局势,致使黑龙江省长期处于两派斗争的混乱之中。197078日,周恩来指示:“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723日,周恩来再次当面批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龙江的问题主要是一派掌权,一派压另一派。”19712月,中共中央派人去黑龙江处理潘复生问题。316日,黑龙江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揭发批判潘复生的错误。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免去潘复生的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等党内外一切职务。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90-291页。

[2]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56页。

[3]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1969924)

[4]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第424-426页。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第84-86页。

[5] 《新疆通志·共产党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第446页。《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第2224页。

[6] 《中共西藏大事记》,第187-189页。任荣:《戎马征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7]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第167-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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